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春市档案安全保护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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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举证期限的不可行性

王小卫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证据规定》）已于2002年4月1日实施。作为最高院制定的一项司法解释，他在具体的民事诉讼中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快捷地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地审理民事纠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该规定在两年多的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不恰当、不可行的规定，如关于举证期限。
《证据规定》第3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第33条第2款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许可。”该条第3款同时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这就意味着当事人必须于庭审前，在其双方约定或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必要的充分的证据，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而如此规定，必将导致如下几个问题。
1、《证据规定》的目的难以实现。
《证据规定》开篇称：“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制定本规定。”据此可知制定《证据规定》的目的有二：一是确保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二是保障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先看举证期限对目的一实现的影响。设若在一债务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掌握有确认案件事实的关键性证据，如借条、收据等，但其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未在约定或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法院，而是在庭审中向法庭出示该证据。如此，人民法院该如何处理呢？如按《证据规定》的规定办理，那么人民法院就可以其在约定或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提交证据为由“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从而判决其承担败诉的责任。如此又怎能确保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呢？因为案件事实就在败诉的当事人手中，而人民法院囿于《证据规定》的限制，明知它可以用来确认案件的事实真相，却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反之，如不按《证据规定》规定的举证期限来办理的话，那么案件的另一方当事人就会以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违背法定程序为由，指责人民法院办案不公正。这样一来，无论人民法院是否按照证据规定规定的举证期限来审理案件，都不能让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认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公正性，从而使人民法院在案件的审理中陷于被动。
基于以上分析，人民法院不能凭举证期限来保证“正确”认定案件事实，那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就难以保障。“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也就无从谈起了。
2、不利于化解民间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
在人民法院依据《证据规定》判决的有证据而因未按期提交证据导致败诉的案件中，败诉方很难从《证据规定》中平衡因为败诉而导致的心理失衡。他们会从掌握在他们手中的确实能证明案件事实的强力证据的角度出发，怀疑人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同时因自己的合法权利未得到人民法院的保护，而对对方当事人产生怨恨，致使民间矛盾不但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此外，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寻求心理的平衡，他们还通常会以上访等方式来寻找法律之外的解决方法，或以闹事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如此则使我们适用《证据规定》规定的举证期限来审理的案件难以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不利于矛盾的化解和社会的稳定。
其实“举证期限”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未尝不是一种好的制度。但是笔者以为，好的制度不一定在实际运用中达到好的效果，这是因为要达到好的社会效果，不但要制度本身具有相当的优越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好制度还要与社会现实相适应。在我国目前的司法水平状况下，由于诉讼当事人自身法律素养的缺少和律师作用的未充分发挥，在目前尚不宜适用《证据规定》中的举证期限这一制度。


中宣部 新闻出版署


图书发行体制改革试行办法

1988年4月1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

根据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图书发行工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放开、搞活，把发行体制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一、加快和深化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以国营书店为主体、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环节的格局已初步形成。部分书店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各种书市、展销会的出现，活跃了图书市场。9年期间，全国的图书销售额增长3．5倍，国营书店固定资产增长3倍，国营书店网点增加1倍多，集体、个体售书点从无到有达2万8千处。
但是，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过分集中、统得过死、行政干预过多的发行管理体制和经营形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基层书店的自主权太少，缺乏活力。图书的产、供、销关系不顺，不少图书特别是学术、科学著作供销脱节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必须加快和深化图书发行体制改革。
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调动全国出版发行工作者的积极性，发展出版发行部门的生
注: 此件原名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产力，多出多发好书。图书是精神产品，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图书又是商品，必须注重经济效益，它的社会效益要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实现。因此，在加快和深化改革过程中，要坚持党的出版方针，坚持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办事，重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图书的需要，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和发展开放式的效率高的充满活力的图书发行体制。当前，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以国营书店为主体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环节的新格局，推进“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
二、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
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把经营权真正放给国营书店，使之成为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给国营书店放权。
省级新华书店应逐步将经营管理权放给市县（区）基层新华书店。各地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也要把企业应有的经营管理权下放给当地书店。国营书店有权按国家规定，自主支配税后留利；有权在劳动人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自主招录、解聘职工；有权选择进货渠道，自主向发货店或出版社购进图书。
市（地）一级书店也要向所属的专业书店、综合门市部放权。要逐步减少管理层次，创造条件按门市部划分独立核算单位。
在放权的基础上，国营书店实行以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为中心的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已经实行的，要抓好承包的配套、深化、完善、发展。国营书店经营的是精神产品，是微利企业，承包基数要实事求是。应该按国家规定，实行“微利企业上交利润定额包干”或“亏损企业减亏（或补贴）包干”。要发挥竞争机制在承包中的作用，试行招标的办法，择优选定经理。小型门市部、书亭和乡镇书店，可以实行集体经营、租赁经营或试行股份经营。不论采取何种承包形式，都必须以经营图书为主业，不能因开展多种经营而削弱图书的发行。
放权、承包，是发行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但在实施的步骤上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不搞一种模式。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多种探索和试验。总的要求是，使基层国营书店充满活力，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促进出版发行生产力的发展。
三、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
改变单一的封闭式的批发机构，建立多渠道并存的开放式的批发体系，对搞活图书市场起着重要作用。
放开批发渠道，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在若干大城市建立几个开放的、批零兼营的、为各方面服务的批发中心。可以有几条批发渠道：有新华书店的，有出版社的，也有出版社和新华书店联合的。有条件的集体书店，经省一级出版行政机关批准，也可开展批发业务。
各发行所和省级书店要努力办成全方位开放的经营服务型批发企业，充分发挥它在图书流通中的枢纽作用。批发对象，不分国营、集体、个体；批发范围，不分省内省外；批发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省级书店主要做好批发储运工作，同时要为基层书店提供信息、培养人才。市（地）、县新华书店为批零兼营单位，应加强对供销社等各种经济成分售书点的批发业务。
多渠道批发业务的开展，加重了出版社储备图书和重印图书的责任。出版社应优先保证各批发机构的订货需要，继续做好自办批发、零售业务。但批发条件（包括批发时间、批发折扣和批发品种）应与发货店一致，保护产地和销地专营批发机构的积极性。
出版社和国营书店，都要积极扶持集体个体书店和书摊书贩的发展，引导他们多销售好书，在货源上尽可能给以保证。
四、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
长期形成的征订包销，束缚了基层书店扩大进销的积极性，也束缚了出版社的手脚，这是一般图书订数上不去的症结所在。今后，除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课本教材和内部发行图书继续实行包销外，其他图书可实行经销、寄销等多种形式。寄销是推广方向，应该积极试行。同时，还要推行征订包退、试销、期销、发样订货、看样订货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无论推行何种形式，出版社与发货店都要签定经济合同，严格按合同办事。
与放开购销形式相适应，发行折扣也要放开。固定不变的折扣率，不利于搞活购销，扩大图书订数。今后，实行浮动折扣，折扣率由出版社和发行部门双方自行商定。折扣浮动的原则是：出版社要在原定的包销、经销、寄销折扣的基础上，给发行部门多让一些折扣，让出的折扣主要给基层订货店；读者面窄的学术著作的价格，按规定适当放开，可参照成本订价，其发行折扣可稍多于其他图书的发行折扣；出版社对发货店、发货店对订货店可以试行定额销售承包，超额部分给予奖励折扣。总之，应该运用价值规律，搞活图书进销，缓解供需矛盾。
五、大力发展横向联合
横向联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扩展图书市场的客观要求，对于改变多年形成的条块分割、地区封锁，有着重要意义。
图书发行领域中的横向联合，可以创造多种多样形式。在店与店、社与社、社与店之间，社店与其他企业、事业部门之间，可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通过投资、参股等办法，联合开办书店、批发中心、图书贸易市场、旧书市场。经批准，也可以组成发行企业集团，在各地建立销售系统。但是，没有取得书刊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不得销售书刊。


目前，有些地方采取行政手段实行各种限制，包括硬性规定本省书店必须承担销售本省版图书的比例，不符合放开、搞活的原则，不利于在竞争中提高图书质量，应该纠正。
六、大中城市要重视发展和办好专业书店
随着人民群众知识水平和生产、工作专业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在知识分子密集的大中城市，现有的综合型书店已不能满足读者对专业图书的需要。实践证明，开办专业书店，能使各类专业图书集中，有利于联系专业读者，有利于对口征订发行，有利于促进有价值的学术专著的出版，还有利于图书发行人员的专业化，提高发行工作的质量。因此，各大中城市在办好综合型书店的同时，要根据当地读者的构成状况、科技文化条件，逐步建立不同门类的、品种齐全、备货充足的专业书店。还要大力发展邮购业务，开办邮购书店，邮费由读者负担。
七、大力加强农村和边疆地区的发行工作
随着改革的深入、“星火计划”的实施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文化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特别是大批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青年，急需开发智力。边疆地区的工业和科研基地，知识分子密集，急需各种书刊。少数民族地区也迫切需要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因此，大力加强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行工作，是出版发行部门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充分发挥农村供销社售书点作用的同时，各地出版发行部门都要努力使自己的发行渠道伸向农村和偏僻边远地区。县新华书店要集中主要力量做好农村发行工作，在有条件的乡镇下设门市部，并积极扶持集体个体书店、书摊、书贩和代销点。乡镇企业是农村发行的重点之一，要充分满足它们的需要，还要满足农村图书室、文化站、科技站和偏僻边远地区工业、科研基地对图书的需要，做好定向发行，千方百计地方便读者。
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发行，费用高，困难多。建议各地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给予照顾和支持；并将发行网点建设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有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农村售书点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极大地促进了图书下乡，这种作法值得推广。
八、加强对发行工作的领导和宏观管理
改革发行体制，对各级党委宣传部和出版行政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定要加强领导，加强宏观管理。
各地党委宣传部要推动和支持出版行政机关充分行使管理职能，以改革总揽全局。要协助他们做好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规划和试点工作，及时总结和推广改革经验，帮助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要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等舆论手段，宣传发行体制改革的意义和做法，传播图书信息，推荐优秀著作，评介各类书刊，表扬先进的发行单位和发行工作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制订和完善出版发行方面的法规和管理措施，会同公安、工商、文化等有关行政部门，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加强对图书市场的管理，坚决依法取缔反动、淫秽的出版物，继续打击非法出版活动。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加强图书、报、刊的进出口工作。为适应省级书店逐步转变管理职能的新情况，要相应建立、健全发行管理职能机构，加强对发行工作的宏观管理。
发行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效，发行工作面貌能否改观，取决于是否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勇于改革开拓、精通业务的发行队伍。因此，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抓好发行人员的培训，提高发行队伍的素质。要协助办好高等、中专、技工学校中的图书发行专业，继续办好在职人员的培训班。要改善和提高发行人员的政治、经济待遇。出版社和发行单位在专业技术岗位上的发行人员，可以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其他业务人员的职务聘任办法，另行规定。各地不要将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安排到书店。调入书店的职工，必须具备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为加强发行行业的管理，经批准，可建立地方的以至全国的书刊报发行协会。把发行协会办成民间的、自愿联合的、实行民主管理的群众团体，在认真贯彻党的出版方针、政策，维护行业利益，协调行业内部矛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集体、个体书店和书摊书贩的管理教育工作中，应更多地发挥发行协会的作用。还要采取各种形式，经常对广大发行工作者进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和社会主义发行工作方针任务的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发行工作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树立社会主义经营思想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全心全意为广大读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