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管理办法

上一篇: 黄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石市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项目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
下一篇: 武汉市农业机械化促进办法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发展中医条例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1998年9月22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发挥中医药在医疗卫生工作中的作用，适应人民群众医疗保健的需要，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中医（包括中西医结合）医疗、教育、科研等活动及其管理。
第三条 发展中医药事业必须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坚持中西医结合，团结、依靠中西医药人员，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发扬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立足于创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学现代化和国际化，为人民健康服务。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为发展中医药事业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
第五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是本市中医工作的主管部门。区、县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医工作。
各级计划、财政、人事、医药、科技、教育等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发展中医药工作。
第六条 市和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中医医疗机构的建设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各区、县行政区域内政府设置的独立的中医医院或者中医门诊部不得少于一所。
综合医院应当开设中医科室，并设置中医病床；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当开设中医急诊。
地段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应当开展中医医疗执业活动。村卫生室应当运用中医药预防、治疗常见病和多发病。
第七条 设置、撤销或者合并中医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医疗机构管理的有关规定，向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其中，撤销、合并中医医院的，必须经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未经本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中医医疗执业活动。
第八条 中医医疗机构配备的中医药人员、业务用房和医疗设备应当达到国家和本市的标准。
其他医疗机构开展中医医疗执业活动的，应当配备相应的中医医务人员。
中医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的中医科室开展门诊、住院诊疗活动的，其中医治疗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中医事业经费的投入。中医事业经费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卫生事业经费的增长幅度。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安排发展中医专项经费，用于扶持中医医疗、教育、科研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点项目。
中医事业经费和发展中医专项经费必须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条 本市鼓励企业事业组织和社会各界、境内外人士以各种形式资助发展中医药事业。
第十一条 中医药的医疗、教育、科研机构应当继承、发扬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发掘和推广有独特疗效的中医诊疗技术，提高中医药的学术水平和综合医疗服务能力。
对国家和市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特色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专科、专病项目，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医疗场所的设置、医务人员的配备、资金的投入、设备的添置、约定医疗机构的定点选择等方面采取优先扶持措施。
第十二条 本市鼓励西医药人员学习、运用中医药理论和中医诊疗技术，鼓励中医药人员学习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鼓励中、西医药人员共同研究中西医结合理论和诊疗技术，促进医药科学的发展。
第十三条 中医药高等院校应当加强中医药基础理论教育，重视中医临床经验和现代医药学理论的教学，提高学生的中医药专业水平和现代医药学知识。其他医药高等院校应当设置中医药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课程。
医药高等院校和有关科研院所应当有计划地培养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科的研究生。
第十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稳定和发展中医药专业技术队伍。
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应当重视培养中医药的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业务骨干，制定培养规划并组织实施。
医疗机构应当组织和支持在职中医药人员参加经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
第十五条 全社会应当尊重和保护名中医药专家。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当采取专项措施，做好名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的总结和继承工作。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继承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的师承教育，为师承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师承教育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市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市人事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 举办面向社会招生的非学历中医教育，应当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七条 全社会应当重视和支持中医药文献的收集、整理、翻译、出版工作。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落实经费，支持出版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中医药著作。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采取保障措施，加强本市中医药领先学科的建设，支持单位、个人开展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的研究，做好中医药新技术的开发工作，促进中医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科研院所、医药院校、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中医药防治，中药单方与复方的开发和中药剂型改革等开展研究工作。
本市依法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和中医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第十九条 中医药学术团体应当有计划地开展中医药学术交流，组织中医药咨询服务，宣传中医药知识，组织或者协助组织中医药人员进行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
第二十条 本市鼓励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机构及医药人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国际和地区间的中医药合作与交流，吸收和运用高新技术开展中医药研究，推进中医药产品的开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
第二十一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和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部门应当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列为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社会医疗保险服务的约定医疗机构。
患者前往中医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按照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社会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结算。
第二十二条 下列项目的评审和鉴定，应当成立专门的中医评审、鉴定机构或者安排一定比例的中医专家参加：
（一）中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
（二）中医医疗、科研机构的评审；
（三）中医药科研课题的立项和成果鉴定；
（四）中医医疗事故的鉴定；
（五）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项目。
第二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开展中医医疗、教育、科研和管理工作有突出成绩的；
（二）捐赠有价值的中医药文献或者有独特疗效的方药和中医诊疗技术的；
（三）在发展中医药事业中有其他突出贡献的。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未按规定设置中医医疗机构、中医科室、中医病床或者未开展中医医疗执业活动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或者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并可给予通报批评。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批准撤销或者合并中医医疗机构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或者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并可给予通报批评。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擅自从事中医医疗执业活动的，由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门依照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和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举办面向社会招生的非学历中医药教育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三款规定，截留、挪用中医事业经费或者发展中医专项经费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归还，并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8年11月1日起施行。



1998年9月22日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社会还处在转型阶段，民主法治观念还未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市场经济的事件有所增加，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履行职责等违法行为层出不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构建政府与公民个人参与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迫在眉睫。本文将围绕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通过探寻行政公益诉讼的起源与变迁，借鉴国外行政公益诉讼领域研究的先进成果，并且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构建中国特色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当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对社会利益、公共利益、 国家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可能时，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为了维护这些正当利益而以原告资格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一种法律制度。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整个诉讼体系除刑事诉讼以外几乎都是私益诉讼的范畴，即特定的公民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公民提起私益诉讼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他可以选择行使也可以选择放弃。但是，公民提起公益诉讼则意味着起诉人可能与案件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只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提起的。从广义上理解，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无论从提起诉讼的主体，提起诉讼的原因或者诉由上都体现了这个概念有广泛的扩张性。在主体方面，一般公民比较合适，因为它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同时其对于损害社会公益的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的层面比任何一种方式都广泛。在原因方面，只要行政主体有违法行为或不作为导致严重危及或损害公共利益时，作为公民个人也可以提起相关的行政诉讼。

　　（二）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

　　行政公益诉讼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行政公益诉讼是由同被诉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起的。所谓无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是指被诉的行政行为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或者原告的合法权益虽受到一定的损害，但同该被诉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2.行政公益诉讼直接以维护公共利益为诉讼目的。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原告的诉讼主张所指向的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行政公益诉讼的判决在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产生影响时，也会对个人利益产生影响。但其公共性质不会因此而改变。维护公共利益是行政公益诉讼区别于一般行政诉讼最重要的特征。

　　3.诉讼的客体是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违法都有可能侵犯社会公共利益，一般来说，抽象行政行为的违法的社会危害更广，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可能更为严重。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抽象行政行为往往受到行政公益诉讼的更大关注。

　　4.受案范围的严格性。基于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与客体的特点，可能导致滥诉现象的发生。因此行政公益诉讼应该确立较为严格的受案标准，防止诉权的滥用。

　　（三）行政公益诉讼的历史沿革

　　行政公益诉讼最初表现为公益诉讼。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社会，在古罗马时期，人们把“为保护公共利益的诉讼”称为公益诉讼。古罗马法学家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相应的诉讼也分为公诉和私诉。但是罗马法中公诉和私诉与近代的公诉和私诉并非同一个概念，它以涉及国家和政府的诉讼称为公诉，涉及个人利益关系的诉讼称为私诉。凡个人受到法的侵害致使个人的权利遭受损失的，纵然是刑事诉讼，也只能是私益诉讼。因公益诉讼是为保护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的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社会，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与罗马社会的社会经济、文化传统、民主政治、公民的法律素养是分不开的。罗马法对私人利益严加保护，是市民社会的法典。但也因此带来了负面影响：公共利益受到私人利益的侵害，“有权利必有救济”，于是罗马法引入了公共利益的救济程序——公益诉讼。其二，古罗马社会继承了古希腊社会的民主思想和理念，反映在公共利益的保护方面，就是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赋予广大市民保护公共利益的诉权，任何公民发现公共利益被侵犯时都可以提起诉讼。其三，正如周??先生所言：“现代法关于公共利益的保护，由公务员代表国家履行之。罗马当时的政治权利机构远没有近代这样健全和周密。仅依靠官吏的力量来维护公共利益是不够的。故授权市民代表社会公众直接诉讼，以补救其不足。

　　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在诉讼中严格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受到人们的质疑。现代社会行政权日益扩张，不时侵害公民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于侵害公民个人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受害公民可以提起行政私益诉讼，而对于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由于受直接利害关系原则的制约，公民无法起诉，这导致对行政权监督制约机制的疏漏。于是在诉讼实践中，提起诉讼主体资格标准被不断放宽，甚者被取消，其直接结果就是行政公益诉讼在现代社会的发展。

　　（四）我国构建中国特色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尽管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但对于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我国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而把普通公民为维护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益诉讼排除在外。这种制度上的设计的滞后导致了大量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社会监督，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我国公益遭受侵害的严峻事实可以大体概括为以下方面：（1）环境污染。（2）破坏生态平衡。（3）侵害广大消费者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权益。（4）危害社会公众生命和身体健康。（5）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侵害民事公益。（6）公有资产流失。（7）破坏社会公益事业（主要包括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8）危害公共安全。（9）侵害其它公共利益的情况等等。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宪法赋予人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自然包括对行政机关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而提起诉讼便是一条快捷、有效的监督途径。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也并不必然排斥公民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存在。相信不久的未来，我们的法律制度将会推进到第三个阶段。从理论上说，只要有法律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但从诉讼经济和诉讼秩序的角度看，公益诉讼的原告应当相对固定和统一。从有些国家的经验来看，允许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是可行的。如果受到损害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可以考虑让那些代表公共利益的社会团体、协会以及自治组织提起诉讼。至于普通公民能否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我们认为，在上述有资格起诉的主体拒不行使诉权时，普通公民作为纳税人、利害关系人应有起诉的资格。

　　在我国，法律至今未规定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因为我们采用行政管理的手段解决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问题，与我国传统的重行政管理、轻司法救济有关。但实践证明，光靠行政管理手段解决危害公共利益问题并不完全适合所有情况，如果我们相信权力的善治，就不应将司法权力排除在公共利益保护之外，如果我们相信权力有可能为恶，就更不能放弃对权力进行外部监督。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 目前 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对普通公民来说还是一种陌生的行政诉讼形式，行政法学界也未对其表现出足够的应有重视和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和公共利益保护意识还有待加强。但是，没有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制度是不完整的，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就不能得到彻底和有效的保障。因此，当前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具有紧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这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王茵.公民作为原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若干问题[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30（1）.

[3]　 周宁宁.构建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设想[J].社会科学辑刊，2008，（3）.

[4]　 朱汉卿.行政公益诉讼模式的考察与抉择[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29（1）.

[5]　 魏 琦.域外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3）

[6]　 许文星.试论行政公益诉讼存在的必要性[J].时代经贸，2008，6.

[7]　 刘舒.从“严正学案”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构建[J].金卡工程 ·经济与法，2008，（9）.

[8]　 林沈节.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析[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7（5）.

[9]　 刘小龙.试论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