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湖州市国外贷款还贷准备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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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统一残疾辅助器具赔偿年限及配置标准

秦多雄


　　在诉讼实务中，法官、律师经常遇到因伤残需要配置残疾辅助器具的问题。由于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未对残疾辅助器具赔偿年限及配置标准作出统一的规定，在实践中有两种判法，其赔偿数额差距甚大。对当事人来说，在适用法律上的不统一，造成新的司法不公；对于审判机关来说，由此而产生当事人不服上诉、申诉等缠讼事宜，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对社会来说，案结事未了，易产生新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来统一，明确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赔偿年限及配置标准，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办案，案结事了，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司法实践中的困惑：案同判不同，负担大不同
　　案例1 2006年11月11日凌晨3时许，冯冬驾驶小客车因两车相撞，将在道中候车的吕宁左小腿挤压毁损伤，行左大腿中下3/1裁肢术，2007年5月8日，T市C假肢矫形器C分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吕宁适宜安装气压膝关节大腿假肢一条，价格为38，500元，使用年限为4-6年，每年维修费用为假肢价格的5%。C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书一份，残疾用具费参照C市X医院假肢中心价格，安装大腿假肢1条需2.2万元，假肢使用年限5年，每年维修费用为假肢价格的5%。一审判决按余命计算，按5年使用年限需更换假肢5次，判假肢费用231，000元。冯冬不服上诉，重庆市中院改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该分公司出具的假肢装配鉴定证明书，吕宁已安装38，500元假肢一幅，依据每5年尚需更换一次，共还需要更换3次，一审法院共主张5幅残疾辅助器具费欠妥，应予纠正”，终审判决假肢费用为192，500元。（参见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道路交通法律纠纷处理一本通》第413页《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如何确定？》一文）该判例确认和主张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用赔偿年限不是按余命赔偿，而是按20年赔偿。
　　案例2 2008年4月9日阳新某校学前班5岁半女童刘某横穿公路被车轧压发生交通事故，致左下肢大腿三分之一处截肢，某假肢厂司法鉴定意见，假肢每2年更换一次，每年维修费为假肢价格的10%，湖北省人均预期寿命为73.5岁。一审法院依此判决需更换假肢34次，赔偿假肢费用493，332元。（如按20年赔偿，则需费用150，000元）。现被告车辆驾驶人不服已提起上诉。
　　以上两个案例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1、残疾辅助器具费用赔偿年限是按20年赔偿，还是按余命（人均预期寿命减事故时的实际年龄）赔偿？2、同类产品的使用年限是两年还是五年，还是另有其它使用年限？3、同类产品的价格如何确定。
　　立法不明确，地方规定、标准各异
　　现行有效的法律对残疾辅助器具费是否应予赔偿没有明确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１４６条：“侵害他人身体致使其丧失全部或者部分劳动能力的，赔偿生活补助费一般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二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抚恤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以上均无应赔偿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规定。
　　2010年7月1日方始生效的“侵权责任法”对此有了明确的“说法”。“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但本法亦未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赔偿年限及配置标准作出明确规定，留待司法解释解决。
　　现行司法解释虽有规定，但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可操作性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　　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该司法解释将残疾生活辅助具费这么重大的赔偿事项由配置机构来确定，将司法确认权交由商业性的制作公司来行使，失之草率。正是由于这种草率的处理，导致各家配置机构在使用年限及配置标准上的各自为政，价格不断攀高，年限越来越短，赔偿义务人叫苦不迭。对此项鉴定法院是否参照态度迥异，当事人亦多方质疑重复鉴定，人为增加了诉讼的难度，增加了当事人诉讼成本，亦引发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质疑问责。
　　㈠、一些地方法院自定“规矩”，赔偿期限有二十年的，也有七十岁的：
　　上海市高院规定最长不超过二十年：2005年12月3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下发〈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第五条：……我们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残疾辅助器具的赔偿期限应参照护理费的赔偿期限确定。即：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赔偿期限根据受害者的年龄、健康等状况等因素确定，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超过确定年限后，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继续给付残疾辅助器具费用的，经法院审理查明，赔偿权利人确需继续配制辅助器具的，法院应当判令义务人继续给付残疾辅助器具费用五至十年”（见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道路交通法律纠纷处理一本通》第366页）。
　　重庆市高院规定最长不超过二十年：2006年11月1日正式施行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第三十条：“国产辅助器具费一般参照当地民政企业关于国产普及型的配制费用的标准确定。受害人要求一次性支的，可以支持，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见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道路交通法律纠纷处理一本通》第369页。本文案例1即是重庆市某中院的终审判决，体现了上述指导意见的精神）。
　　四川省高院规定赔偿期限按70年计算。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公发厅、四川省民政部（2001）第320号《关于印发〈交通工伤伤害意外人身损害中伤残人员假肢辅助器具暂行办法的通知〉的规定》：假肢辅助器具的使用年限按70年计算，即以伤残人员定残之日起，连续计算至70周岁……”
　　湖北大冶市人民法院在相关判例“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赔偿年限，国家没有统一规定，根据司法实践和实际情况，一般不超过二十年”。
　　㈡、在使用期限及相关费用上各地标准不一，金额相差悬殊。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公发厅、四川省民政部（2001）第320号《关于印发〈交通工伤伤害意外人身损害中伤残人员假肢辅助器具暂行办法的通知》的规定》：……其中定残时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其假肢使用年限按五年更换一次；18-50周岁，每七年更换一次；50-70岁，每九年更换一次。假肢费用包括安装和维修费用，1.8~2.2万元一具。
　　重庆市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费用限额（2004年1月施行），大腿假肢使用年限五年，含训练费，7400元/具；
　　杭州市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管理办法（杭劳社工伤〈2005〉192号），大腿假肢9000元/具；
　　云南省调整企业职工辅助器具配置项目及标准：大腿假肢气压关节合金材料，使用年限五年，每具费用1.5~2.2万元；
　　安徽省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大腿假肢定额标准4000元/年；
　　河北省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项目及费用限额标准：大腿假肢使用期限三年，每具1万元；
　　山西省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管理办法（试行）：国产大腿假肢使用年限三年，每具7000元；进口使用年限6年，每具1.2万元。……
　　本文案例1重庆某假肢厂假肢每具38，500元，使用年限4~5年，维修费每年为假肢价格的5%。
　　以上地方政府机关规定，假肢使用费用平均每年约3000-4000元以内。但假肢配置企业的价格却远高于此，如本文案例1大腿假肢每年费用9625元，案例2为7500元每年。两相比较，相差在1~1.5倍。而法院往往参照假肢配置机构意见，而不考虑地方政府的规定。
　　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
　　法律无统一规定，造成区域上的司法不公。既然法律无明确规定，司法解释又说不清楚，那就各吹各号、各弹各调吧！如四川省就直接规定按70年赔偿，上海市、重庆市则规定最长不超过20年。受害人获得的赔偿年限，就看你是在何地何法院打官司，如发生在四川省或其它地区，受害人可按70年或更长年限赔偿；如湖北省某假肢配置机构出具的配置年限为73.5年，对赔偿权利人有利；如损害发生在上海、重庆，按最长不超过20年赔偿则赔偿义务人可少赔。因“地”不同，结果迥然不同。因“地”不同，造成区域上的司法不公。
　　配置标准不统一，造成“同肢不同价”，在义务人的负担上不均衡，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在假肢的使用年限上，最低的2年，最长的9年；平均每年费用最低的3000元，最高的达9600元。也就是说，需配置相同的假肢，在甲地可获得3000元每年的赔偿；在乙地可获得9000多元每年的赔偿，人为造成“同肢不同价，同肢不同赔”。
　　形成新的社会矛盾。既然存在赔偿年限及赔偿标准的不统一，赔偿权利人就存在争取获得多赔的问题，赔偿义务人就存在能否减少赔偿的问题；权利人如未获多赔则心有不甘，义务人如不达到少赔的目的亦不罢手，新的社会矛盾就此形成。后果是当事人可能反复上诉，申诉，多次鉴定，案件久审不结，浪费大量司法资源，增加事人的讼累；在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心理有抵触，可能不予配合，导致案子久执不下，甚至产生暴力抗法的后果；赔偿费用过高，义务人无赔偿能力，导致矛盾激化、恶化，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大而言之，当事人可能就此对法律产生怀疑、丧失信心。
　　建议修改“解释”，统一立法
　　残疾辅助器具赔偿年限可考虑与伤残或死亡赔偿金、后续治疗费赔偿年限一致，最长不超过二十年。人的生命、健康是无价的，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及其体现的生命、健康价值亦是不同的；有的人一生创造的价值富过敌国，有的人一生辛劳也仅养家糊口；用同一标准来赔偿不同个体的劳动能力的丧失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公正的。但法律赔偿标准是抽象的，是从整个社会现实形态中所归纳出来，适用于大多数人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赔偿20年的标准就不失为一个现实公正的标准。这个标准填补的不是个案中特定的人的财产损失，而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综合平均的财产损失，其赔偿不是等值赔偿、全部赔偿、绝对公正赔偿。比如：一个10岁的儿童的残疾赔偿金赔偿20年，一个60岁的老人的残疾赔偿金也赔偿20年，有何同一性、可比性呢？因而，现行赔偿标准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概括的、抽象的、综合性的补偿。虽然法律上有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字眼，但其实质不是赔偿而是“补偿”。后续治疗费的赔偿亦是如此。由此及彼，在残疾辅助器具费用的赔偿上，如按“余命”计算，则其质是“全部赔偿”而不是“补偿”，一个人的寿命是多少？能必然地活到70岁或更多吗？按一省或一市公布的预期寿命等同于个体的实际寿命吗？如按“余命”计算更合乎道德，则残疾或死亡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等均应按“余命”赔偿。依此理，既然残疾或死亡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等均是按最长不超过20年赔偿，则上海市、重庆市的规定至少在现阶段是符合立法本意和实际情况的，值得立法机关借鉴。
　　配置费用标准由最高人民法院院会同民政部统一制定。残疾辅助器具的生产、管理是由民政部门负责的，具有福利性质。制作、配置企业一般均是民福企业，企业是微利的。法律亦规定残疾辅助器具是普及型的。残疾辅助器具特别是假肢等使用年限长、价值高的产品，国家均有行业质量标准。因此，相同产品的制作工艺，材质、对生产工人的要求，应该无大的差别。可以认为，同一产品的使用年限应该相同，价格可以因地区制作成本的不同略有差异，其使用年限、销售价格、维修费用是可控的，是可以统一规定配置标准的。制定标准时，可借鉴四川省的作法，按年龄段确定使用年限，具体到某个年龄段每年假肢费用是多少。也可由最高院、民政部组成专家委员会，对大型残疾辅助器具价格进行招标，在同一时间段、同一年龄段内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合理。该规定应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各级法院相同赔偿案件需配置残疾辅助器具的，可不必经过假肢制作单位或司法鉴定机构再搞一个证明或鉴定，直接套用，以节省当事人的举证费用，及缩短审理期限（不考虑司法鉴定的时间）。
　　允许分期给付或据实支付。即使本案案例中的假肢费用按20年计算，绝对赔偿数额还是高达十几万甚至更高，加上残疾赔偿金、医疗费等费用，个案的赔偿额最低在30万元以上，依靠责任保险交强险的最高赔偿限额为12万元，是解决不了事故赔偿的全部问题。按司法解释，以上确定的费用应当一次性赔偿，如赔偿权利人同意给付定期金的，则义务人应当提供担保。在中小城镇或农村地区，赔偿义务人囿于赔偿能力，能一次性赔偿的很少，分期赔偿法院一般不会支持，提供担保除房屋等生活必需品外，亦无其它的有效财产可供担保，而居住的房屋不是真正意义上可供执行的标的物。现行的一次性赔偿之规定，增大了执行的难度，造成了一部分案件难以执行到位。既然强制执行欲速而不达，何不考虑从制度设计层面上找出路呢？因此，义务人暂无履行能力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可考虑分期给付，或由权利人按每一更换年限为周期由义务人凭据支付。当然，为保障义务人诚实信用，对义务人的偿付义务可采取一些制约措施。在这些措施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是否可考虑在交强险社会保险基金内或社会慈善基金、民政福利基金内予以支持（类似于国家建立的刑事受害人救助基金），以保障残障人士的权益。
　　残疾辅助器具费不仅仅是假肢，还主要包括（1）肢残者用的支辅器、假肢及其零部件，假眼、假鼻、内脏托带、娇形器、矫形鞋、非机动助行器、代步工具（不包括汽车、摩托车）、生活自助具、特殊卫生用品；（2）视力残疾者使用的盲杖、导盲镜、助视器、盲人阅读器；（3）语言、听力残疾者使用的语言训练器、助听器；（4）智力残疾者使用的行为训练器、生活能力训练用品。（见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一书第76页）。如均按70年或余命赔偿，则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有巨大的赔偿金额，导致义务人赔偿负担的加重或根本无力赔偿。如笔者曾咨询一件交通事故赔偿案例，受害人系一6岁女童，因事故致尿失禁，日夜均需使用纸尿布，按每天最低12元计算（4元/片，每天3片，（73.5-6）×12×365＝295，650元。因此，残疾辅助器具的赔偿费用在人身损害赔偿费用中是大项，不可等闲视之，应慎重处理。唯其如此，应当立法统一标准。

二0一0年五月




湖北太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秦多雄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转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严肃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通知》的通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现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严肃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通知》（高检发贪检字〔1995〕6号）转发给你们。该通知明确要求各地检察机关“注意区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一般侵权纠纷案件的界限，严禁越权插手经济纠纷”。请你们以此为契机，在明确职责分工的基础上
，加强与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其他有关部门的配合协作，切实做好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管理和保护工作。


高检发贪检字〔1995〕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
近几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认真执行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与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紧密配合，在打击假冒注册商标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工作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据统计，1992年至1994年11月，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受理假冒注册商标等侵犯知识产权罪案1
1725件，立案侦查7923件，三年查办的案件是1980年至1991年十二年总和的2．7倍。在1995年以至今后一个时期，各级检察机关要一如既往地把依法严肃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此类犯罪做出努力。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大打击假冒商标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知识产权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经贸合作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在一些领域比较严重，其中侵犯商标权和著作权的违法犯罪活动尤为突出。一些犯罪分子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大
肆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制售盗版音像、图书和电子产品，严重侵犯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扰乱国家经济秩序，损害国家改革开放的良好形象。依法全面保护知识产权，打击和制止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活动，是国家的一贯政策，也是检察
机关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各级检察院要充分认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严重危害，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把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突出重点，积极拓宽工作领域。当前检察机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要突出抓好以下几方面重点案件：一是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上的重大案件和法人犯罪案件；二是
假冒出口商品注册商标和国内外驰名注册商标案件；三是假冒注册商标犯罪情节和后果严重，社会反映强烈的案件；四是利用贿赂手段推销或采购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案件；五是以暴力或威胁方法抗拒执法人员依法查抄假冒注册商标等犯罪“窝点”或打击报复举报人构成犯罪的案件。同时
，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发挥检察职能，积极拓宽工作领域，对法人单位侵犯著作权、专利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严格执法，正确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对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立案标准的案件，要坚决立案查处，不得压案不办。对非法生产、销售盗版制品或假冒他人专利违法所得数额法人单位在10万元以上，个人在2万元以上的案件或造成国家、公民财产或人身
重大损害的案件，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注意区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一般侵权纠纷案件的界限，严禁越权插手经济纠纷。在查办案件中，要注意深挖生产制造环节的“源头”案件，并最大限度地追缴其违法所得和犯罪工具。要坚决克服和抵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对国家工作人员支
持、纵容、包庇犯罪或阻挠办案构成犯罪的，要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批捕起诉和出庭工作，做到快捕快诉，确保办案质量。要严格掌握免予起诉条件，对重大有影响的案件要坚决依法起诉，改变当前立案多、起诉少、打击不力的局面。
四、加强对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工作，保证办案工作正常有序进行。各级检察机关要根据当地统一部署，积极参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要与有关职能部门建立案件移送备案制度，保证这类犯罪得到及时查处。对重大复杂的案件，要向上
级检察院请示报告，上级检察院要及时给予指导或派员参与查办，必要时可直接组织指挥查办。对于有管辖争议的案件，上级检察院应当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有利于办案的原则，妥善协调处理；对于侵犯知识产权尚不构成犯罪的案件，要及时移送有关职能部门处理，坚持防止各种
有法不依、越权办案的现象发生。要认真执行高检院关于跨地区调查取证和追捕案犯的有关规定，积极配合支持兄弟单位在本地的调查取证、追捕案犯工作，不得无故推托或借故刁难。
五、加强宣传工作，搞好综合治理。各级检察机关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介，广泛宣传检察机关打击犯罪活动，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果，深刻揭露犯罪，弘扬社会主义法制，显示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立场和决心，动员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积极同
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1995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