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筹)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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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


福建省保安服务管理办法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00年4月1日省人民政府第十六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0年4月17日以省人民政府令第54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保安组织和保安人员的管理，提高保安服务质量，发挥保安组织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规范与保安服务相关的活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保安服务及其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保安组织为保安服务公司和内部保安组织。
保安服务公司是指专门从事有偿安全防范服务，维护保安服务目标安全，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特殊性企业。
内部保安组织是指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设立的从事内部守护巡逻等工作的安全防范组织。
本办法所称的保安人员是指被保安组织招用或聘用，依照本办法规定从事保安工作的人员。
第四条 从事保安服务及其相关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各级公安机关依法对从事保安服务及其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实施监督管理和检查指导。
工商、税务、劳动、物价等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公安机关实施对保安服务公司监督管理。

第二章 保安组织的设立
第六条 各市、县（区）可以根据需要，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设立保安服务公司。
各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确需设立内部保安组织的，可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设立内部保安组织。
娱乐服务场所和未设立内部保安组织的单位或组织，所需使用的保安人员，由保安服务公司负责派驻。
第七条 设立保安服务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和服务范围；
（二）有符合国家规定并与服务范围相适应的注册资金；
（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备的设备、设施；
（四）有一定数量的保安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五）法定代表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和一定的法律专业水平及保安管理工作经验；
（六）国家设立企业法人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设立保安服务公司由县（市、区）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的，须经设区的市或者地区行政公署的公安机关审核后，报省公安厅核准；由设区的市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的，直接报省公安厅核准。经批准设立的，持批准文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企业登记注册手续后方可营业。
其他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经办保安服务公司。
第九条 设立内部保安组织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专职的管理人员；
（二）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三）有一定数量的保安人员；
（四）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设立内部保安组织的，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公安机关接受申请后，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作出批准决定的，发给核准证；作出不批准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三章 保安组织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保安服务公司依法向社会提供下列保安服务项目：
（一）为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居民住宅区、集贸市场、银行、金融证券交易场所、机场、码头、车站、仓库等场所提供安全守护；
（二）货币、有价证券、金银珠宝、文物、艺术品及其他贵重物质和爆炸、化学危险物品的押运；
（三）展览、展销和经营性的文娱、体育、商贸、旅游等活动的安全保卫；
（四）提供消防安全服务；
（五）提供报警保安服务；
（六）防火、防盗、防爆、报警、通讯等保安技术防范设备器材的销售；
（七）安全技术防范设施、工程和保安装置的设计、安装、保养和维修；
（八）安全防范咨询；
（九）其他经公安机关批准的安全防范服务项目。
公安机关不得参与保安服务公司正常的具体的业务经营活动。
第十一条 保安服务公司不得从事非保安业务活动。
保安服务公司禁止经营下列物品：
（一）军警用枪支、弹药和警用械具、标志以及制式服装；
（二）钢珠枪、催泪枪、仿真手枪和管制刀具等杀伤性器械；
（三）国家禁止经营的其他物品。
第十二条 保安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保安服务质量应当与服务收费相适应，并经物价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保安服务公司提供保安服务应当依法与客户单位订立保安服务合同。保安服务合同应当载明服务内容、服务期限、劳务费用、违约责任等内容。
第十四条 内部保安组织负责本单位内部守卫、巡逻和防火、防盗、防破坏、防治安灾害事故。
内部保安组织应定期向公安机关报告开展工作情况，接受公安机关指导监督检查，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不得对外提供任何形式的保安服务。
第十五条 保安组织招、聘保安人员应当公开进行，从具备条件、并取得《福建省保安员资格证》的人员中招聘；为保安人员配备的保安器械、标志和制式服装应当从合法的供应渠道采购。

第四章 保安人员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 保安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并经公安机关考试合格，取得《福建省保安员资格证》：
（一）品行良好，自愿从事保安工作；
（二）被招用时，年龄为18至45周岁；
（三）身体健康，能胜任保安工作；
（四）具有必要的法律知识，保安业务知识和技能。
第十七条 保安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法执行守护、押运等治安防范任务；
（二）保护发生在执勤区域内的刑事、治安案件现场，协助公安机关维护发案现场秩序；
（三）依法查验出入执勤区域人员的证件和车辆、物品的出入手续；
（四）做好执勤区域内的守卫、巡逻和防火、防盗、防破坏、防爆炸、防治安灾害事故的工作，纠正和制止违反安全管理的行为；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保安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发现现行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扭送公安机关处理；发现不安全隐患应当及时消除，不能消除的，及时报告。
第十八条 保安人员执勤，应当身着全省统一的服装标志和佩带《保安人员执勤证》，遵守执勤纪律、文明执勤；并按规定佩带保安器械、通讯和报警等用具。在非值勤期间，保安人员不得着保安服装，不得携带保安器械。
专门从事重要的金融、贵重物资、仓储、科研单位的专职守护、押运保安人员，确有必要配备枪支、警械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保安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遇到本人和保护目标受到不法侵害时，可以使用保安器械予以制止。
第二十条 保安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非法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二）辱骂、殴打他人或者唆使他人打人；
（三）敲诈、勒索财物；
（四）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五）罚款或者没收财物；
（六）扣押他人合法证件和财物；
（七）擅自为他人提供保安服务；
（八）其他非法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不得指使保安人员从事超越其职责范围的非法活动。对单位组织或个人非法指使行为，保安人员有权拒绝执行，并有权依法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在岗的保安人员必须按规定参加保安业务轮训和年度考核。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每年对保安服务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一次考核，并配合审计部门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公安机关应当建立保安督察制度，对保安组织、保安人员的工作情况和纪律作风进行经常性督察，预防和纠正违法违纪行为，并负责组织保安人员的上岗培训和考核。
第二十三条 保安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或更换，须经公安机关批准。
内部保安组织负责人的任职或更换，应向审批公安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 未经省公安厅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造、销售保安器械、服装、标志、证件。
保安器械、服装、标志、证件仅限于保安人员使用，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持有和使用。
保安人员的服装、标志、证件样式和保安器械种类由省公安厅另行规定。
第二十五条 未经省公安厅批准和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保安教育培训机构，不得从事保安教育和培训活动。
未经省公安厅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防火、防盗、防爆、报警等安全防范技术服务、咨询的经营活动。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六条 保安组织及其保安人员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表彰奖励：
（一）预防、制止违法犯罪中表现突出的；
（二）抢险救灾、预防治安事故或者其他事故，保卫社会公共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成绩显著的；
（三）在治安防范的其他方面成绩显著或者有较大贡献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1至3倍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并依法予以没收或者取缔：
（一）擅自设立保安组织或者设立保安教育培训机构的；
（二）保安服务公司超越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
（三）非法制造、销售、持有或者使用保安器械、服装、标志、证件的；
（四）擅自从事保安服务、保安教育培训经营活动的；
（五）擅自从事防火、防盗、防爆、报警等安全防范技术服务、咨询经营活动的。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一）非法招用、聘用非保安人员从事保安服务活动的；
（二）内部保安组织负责人的任职或更换未按规定向审批公安机关备案的；
（三）保安组织未按规定组织保安人员参加岗位轮训和年度考核的。
第二十九条 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内部保安组织的单位或者接受保安服务的单位，强令保安人员超越职责范围从事非法活动的，由县以上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情节严重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对主要责任人依法追究其相关的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保安组织超越权利范围，造成后果和非法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取缔；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保安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履行义务或超越职责范围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以2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收回《福建省保安员资格证》，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侵犯保安组织和保安人员、以及从事与保安服务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的，由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行。
本办法实施前已设立保安组织和从事保安相关活动的，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60日内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重新申请，并依照本办法规定办理报批手续。



2000年4月17日
　　内容提要: 我国票据立法并未明确规定票据单纯交付的效力，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票据只能通过背书方式转让，不能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传统票据法理论同时认可票据背书与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世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均认可票据单纯交付的效力，我国司法实践也普遍承认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我国《票据法》应当明确规定票据转让方式及空白票据转让方式，承认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票据属于典型的流通证券，流通是票据的第一要义，也是票据的生命所在。因此，促进流通是票据法的最高原则。[1]而票据流通的实现则需依赖票据的不断转让，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或手段因而成为票据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依据传统票据法理论，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包括两种，一为背书转让，二为单纯交付（或直接交付）转让。[2]在我国，票据权利可以通过背书方式转让，这一点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均无异议。但是，票据权利能否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部门均存在争议，殊值探讨。

一、票据法理论上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一般认为，记名票据只能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票据则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当然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单纯交付与背书均能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效力。

所谓以背书方式转让票据权利，是指票据持票人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票据法规定的相关事项并签章，然后将票据交付给被背书人的票据行为。所谓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是指票据持票人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不经背书而直接将票据交付于受让人的票据权利转让方式。也就是说，持票人不在票据或粘单上作任何文字记载，只需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将票据交付于受让人，即可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效力。记名票据因有权利人名称之记载，票据的文义性特征决定了付款人只能向票据上记载的权利人付款，因此记名票据的转让过程必须通过背书在票据上予以体现，故而记名票据只能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票据本就不记载权利人的名称，谁持有票据谁就是权利人，因而转让时不必在票据上作任何记载，只需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持票即可行使票据权利，因此，无记名票据当然地可以单纯交付方式予以转让。

票据权利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转让两种方式的功能与特点各有所长。背书转让方式的优点在于票据权利人与债务人易于确定，有利于促进票据流通。首先，背书转让票据权利，要求转让人（持票人）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进行相关记载，背书记载的内容能够全面地反映票据转让的全过程，使持票人取得票据权利的各个环节在票据上清晰可见，只要背书具有形式上的连续性，持票人作为权利人的形式资格即可得以确定；其次，每一个票据转让人在背书时必须在票据或粘单上签章，使所有背书人的债务人地位一目了然，每一个背书人基于自己的签章对持票人承担担保票据承兑与付款的责任，保障了持票人之票据权利的实现，增强了票据的安全性，促进了票据的流通。但是，背书转让票据权利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正因为持票人需要依据票据法规定进行背书记载，导致转让的手续相对比较繁琐，必须符合法律对于背书记载事项的具体要求，才能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效力，稍有不慎则会导致背书行为无效，票据权利转让的效果则无从发生。相较于背书转让方式，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的方式也有自身的优势：因为不需要转让人在票据上作任何书面记载，只需以转让为目的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即可实现票据权利的转让，显然比背书转让更加简单、方便、迅捷。但也正因为每一次转让都不需要在票据上进行记载，票据的整个转让过程并不体现在票据上，每一个转让人因为不在票据上签章，其债务人地位无法依据票据记载加以确定，他们自然也就不承担担保票据承兑和付款的票据责任，导致票据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实现的保障性降低，票据的安全性也因而受到影响。而持票人权利实现风险的增加，无疑会削弱票据的流通性。

二、域外立法例关于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域外票据立法例，普遍承认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单纯交付票据与背书转让票据均为票据权利转让的有效方式。例如，根据《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1条第1款的规定，（注：《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1条第1款：“汇票，即使未表明开立给指定人，得以背书方式转让。”）“空白汇票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说明该公约对于空白汇票的转让同时承认背书与单纯交付两种方式，空白汇票既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也可以背书转让。该公约第14条第3款更进一步规定，（注：《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4条：“如背书为空白背书，持票人得：……3．不填载空白及不作背书而将汇票转让于第三人。”）空白背书的汇票可以不作背书而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于第三人。《日内瓦支票统一法公约》第17条（注：《日内瓦支票统一法公约》第17条：“如背书为空白背书，持票人得：……3．不填载空白及不作背书而将支票转让于第三人。”）对于空白支票的转让，作出了与《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4条完全相同的规定，即如果是空白背书的支票，持票人就可以不填载空白及不作背书而将支票转让于第三人。《法国商法典》第117条及第118条、（注：《法国商法典》第117条第1款：“所有汇票，即使未明确规定由指定人收款，均可依背书而转让。”第118条：“如为空白背书，持票人可：……3．不填写空白，也不再作背书，即将汇票交付第三人。”）《法国支票法》第13条及第17条、（注：《法国支票法》第13条：“指明付给某人的支票，不论支票上有无‘指定人’的明示条款，都可通过背书方式进行转让。”第17条：“如背书是空白背书，持票人可：……3．既不在空白处填写又不再背书而把支票交给第三人。”）《德国票据法》第11条及第14条、（注：《德国票据法》第11条第1款：“任何汇票均得通过背书转让，即使该汇票未明确载明可付于指定人。”第14条第2款：“如为空白背书，则持票人得：……（3）不填写该空白和不再背书而继续转让汇票。”）《德国支票法》第17条、（注：《德国支票法》第17条：“1．背书转让支票上一切权利。2．如为空白背书，则持票人得：……（3）不填写该空白和不再行背书而继续转让支票。”）《日本票据法》第11条及第14条、（注：《日本票据法》第11条第1款：“汇票虽未以指示证券开立者，仍得以背书转让之。”第14条第2款：“背书为空白背书时，背书人：……3．得不补充空白，也不背书，而将票据让与第三人。”）《日本支票法》第14条及第17条、（注：《日本支票法》第14条第1款：“记名式或指示式支票得依背书转让之。”第17条第2款：“背书为空白背书时，背书人：……3．得不补充空白，也不背书，而将支票让与第三人。”）《英国票据法》第31条及第34条、（注：《英国票据法》第31条第2款：“付与来人之汇票通过交付而流通。”第34条第4项：“如汇票作成空白背书，任何持票人得在背书人之签名上加注付与其本人之指定人或其他人之指示而将空白背书转变为特别背书。”）《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202条及第3－204条、（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202条第1款：“流通转让是使受让人成为持票人的票据转让方式。如票据为付与指定人者，加必要背书和交付票据即完成流通转让；如为付与来人者，交付票据即完成流通转让。”第3－204条第2款：“空白背书不指定被背书人，仅有一项签名即可。付与指定人的票据经空白背书可付与来人，且在未作特殊背书前，仅作交付即可流通转让。”）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0条、（注：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0条第1款：“汇票依背书及交付而转让。无记名汇票得仅依交付转让之。”）《香港票据条例》第31条及第34条、（注：《香港票据条例》第31条第2款：“以来人为受款人的汇票，凭交付而构成流通转让。”第34条第4款：“倘汇票作成空白背书，任何持票人可将空白背书变成特别背书，即在背书人的签名上加注付与指定人，指明把汇票票款付与持票人或其指定人，或付与他人或其指定人。”）《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第12条及第15条、（注：《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第12条：“票据得以下述方式转让：（a）由背书人对被背书人作成背书并交付该票据；或（b）如前手的背书是空白背书时，则仅交付该票据。”第15条：“最后背书是空白背书的票据持票人得：……（c）按照第12条（b）项的规定（仅交付票据。作者注）转让该票据。”）《联合国国际统一支票法草案》第14条及第17条（注：《联合国国际支票法公约草案》第14条：“支票得以下述方式转让：（a）由背书人对被背书人作成背书并交付该票据；或（b）如开立的是来人支票或前手的背书是空白背书时，则仅交付该支票。”第17条：“最后背书是空白背书的支票，持票人得：……（c）按照第14条（b）项的规定（仅交付票据。作者注）转让该支票。”）都有相同的规定。

综观各国和地区立法例，均承认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效力，肯定背书与单纯交付均是票据权利的有效转让方式。但在具体规定上又存在差异。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规定票据转让方式包括背书与单纯交付两种，如《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及英国、美国、我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0条的规定：“汇票依背书及交付而转让。无记名汇票得仅依交付转让之”就很有代表性；另一类则是德国、日本、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并不直接规定无记名票据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进行转让，而是在规定所有票据均可背书转让的同时，特别强调即使是无记名票据，也可以背书转让。《德国票据法》第11条的规定就很有说明意义：“任何汇票均得通过背书转让，即使该汇票未明确载明可付于指定人。”这一规定的意思当然是说，无记名票据既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另外，以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票据立法对空白背书的票据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均有明文规定，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2条第1款“空白背书之汇票，得依汇票之交付转让之。”以及《德国票据法》第14条“空白票据持票人可以不填写该空白和不再背书而继续交付转让”的规定即其适例。

通过对域外立法例的考察，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尽管世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关于票据权利转让方式的规定在具体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其实质内容并无不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均规定票据权利的转让有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转让两种方式，记名票据必须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票据以及空白背书的票据既可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

三、我国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效力的法律规定及理论争议

我国《票据法》并未像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票据立法一样专门就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作出一般规定，而是在汇票制度中规定了汇票的背书转让，并在本票与支票部分规定了对汇票背书规定的准用。《票据法》第27条第1款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第3款规定，汇票权利的转让“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同时，分别在第80条、第93条规定了本票与支票的背书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法律规定。《票据法》对于空白票据及空白票据的转让没有作出专门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没有关于票据权利转让方式的一般规定，但其第49条就空白背书问题作出了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结算办法》既就票据的背书转让作出了一般规定，又分别就不同种类的汇票以及本票的背书转让作出了专门规定：其第27条规定：“票据可以背书转让……”；第63条第1款规定：“收款人可以将银行汇票背书转让给被背书人”；第93条规定，商业汇票贴现时应当“作成转让背书”；第107条第1款规定：“收款人可以将银行本票背书转让给被背书人”，但并未就支票的转让作出规定。

由上述规定可以清晰地看出，依据我国《票据法》现行规定，汇票与本票必须依背书方式转让，这是因为我国《票据法》不承认无记名汇票与无记名本票，汇票与本票仅限于记名票据，票据的文义性特征决定了其只能通过背书方式转让，学界对此无异议。但是，关于支票的转让，只有《票据法》第93条有所规定：“支票的背书……，适用本法第2章有关汇票的规定……。”这一规定应当作何理解？是否说明支票转让必须像汇票一样只能通过背书方式进行？学界对此的理解并不统一，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多数学者持肯定观点，认为我国《票据法》第93条明确规定支票的背书准用汇票背书的规定，而汇票背书无疑是对汇票权利转让方式的规定，所以支票权利的转让也必须通过背书方式才能进行，因此背书转让方式是我国票据权利转让的唯一合法方式，我国法律并不承认票据单纯交付的转让方式，通过单纯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不受法律保护。[3]甚至有学者专门撰文论证“我国票据制度未赋予交付转让的效力”，断定“我国《票据法》没有以单纯交付票据方式而转让票据权利的规定。”单纯交付的转让方式“有悖《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4]但是也有少数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票据法》并未规定收款人名称为支票出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而是在第85条规定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这一规定说明我国《票据法》承认空白支票，而依票据法理论，空白支票当然可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进行转让。因此，票据单纯交付在我国也是合法有效的票据权利转让方式之一。[5]

四、我国司法实践对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效力的认定

立法的模糊与理论上的争议，必然导致审判实践的不统一。尽管我国票据立法对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的情形明显关注不够，但现实生活中，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的现象却大量存在，甚至可以说是票据实务中的普遍现象，因此产生的票据纠纷案件层出不穷。目前的审判实践中，多数法院认为，支票当事人有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4]例如，“李云锦诉北京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案”中，王玉明基于其与李云锦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单纯交付方式交付给李云锦由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签发的支票3张，李云锦提示付款时遭到银行拒付而向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追索。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08）丰民初字第02553号民事判决书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06381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对此案作出一二审判决，由出票人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向李云锦支付3张支票的款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作为支票出票人，签发空白票据直接交付王玉明，之后王玉明将该票据以单纯交付的方式直接交付给李云锦，李云锦作为票据收款人合法取得票据，是票据的持有人，李云锦在请求银行付款遭拒时，有权向出票人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主张票据权利。[6]可见，该判决认为支票的当事人有权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权利。再如，“王世车诉派萌恒源（北京）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票据纠纷案”，[7]李增坤因支付石材欠款而直接交付给王世车由派萌恒源（北京）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发的空白支票一张，王世车提示付款时，银行以空头支票为由拒付，王世车向法院起诉要求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出票人以“我方与王世车没有业务往来，支票是我方为支付货款开给余文化的，由于其保管不善丢失了”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为：“票据为无因证券，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仅依票据上所载文义就可请求给付一定的金额。票据债务人如果认为持票人是由于欺诈、恶意或重大过失等不正当原因取得票据，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这也表明，法院认可支票当事人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行为的效力。另外，相关人民法院在审理“重庆海来科贸有限公司与沙坪坝区五金交电化工商行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二审案”、[8]“北京盛业广泽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诉北京文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案”、[9]“于占园诉北京启航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案”、[10]“佛山市王家建材店诉广州鸿达有限公司支票追索权纠纷案”[11]时，也都认为，支票出票人签发空白支票并交付之后，持票人可以不经补记而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该支票，依单纯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持票人，取得票据的方式合法，享有票据权利。

五、我国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效力立法规范的完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行为的效力，理论界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票据法》并未赋予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但审判实践中针对大量而普遍的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做法，法院却并不认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大多认可票据单纯交付转让行为的效力，认为支票当事人有权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支票权利。理论与实践如此脱节，实非正常现象。究其原因，《票据法》规定的不明确与欠完善是主要原因。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票据法》关于票据权利转让方式的规定？又应当如何完善这些规定呢？

笔者并不认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而是赞同审判实践中法院的做法。笔者认为，依据我国票据立法相关规定，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转让均是票据权利转让的有效方式。第一，我国《票据法》虽未明确规定票据权利得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但也并未禁止票据权利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或者说依据《票据法》现行规定并不能得出我国《票据法》不承认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效力的结论；第二，笔者的这一结论不仅符合票据法传统理论，也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的规定相吻合；第三，审判实践已经做了很好的尝试，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没有受到理论界的影响，而是依据《票据法》规定，作出了大量承认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效力的判决；第四，我国票据实践中大量存在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现象，说明票据当事人有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现实需求，理论界没有理由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固执地对《票据法》尚欠完善的规定作僵化的“纯理论性”理解。

我们应当做的是，深刻反思，并就《票据法》的完善建言献策。

首先，依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汇票与本票仅限于记名票据，必须以背书方式转让。但如前所述，《票据法》承认无记名支票，支票的转让因而有以下两种情况：如果支票上记载了收款人名称，则该支票为记名票据，自然须依背书方式转让；如果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的名称，被授权人也没有补充记载的，则该支票为无记名支票，当然可以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法》第84条在规定支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时，并没有包括“收款人”名称一项；第86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既然是“可以补记”，当然就意味着也可以不补记，如果持票人没有在支票上补记收款人的名称，则该支票为无记名支票，完全可以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予以转让。但是，这些内容应当由《票据法》以明文加以规定，我国《票据法》应当借鉴域外立法例的成功做法，设专门的条文就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作一般规定，肯定背书与单纯交付转让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就空白支票的转让方式作出专条规定，允许其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

其次，认为背书是我国票据转让的唯一方式的观点，其主要依据是，我国《票据法》第27条第3款规定，持票人转让汇票权利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同时又在第80条、第93条规定，本票与支票的背书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规定，这说明支票也必须以背书方式才能转让。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偷换概念之嫌。《票据法》第93条关于支票背书准用汇票背书的规定，本意应当是如果支票以背书的方式转让，其规则与汇票背书相同。而不是规定支票的转让方式准用汇票转让方式（因汇票必须是记名汇票，因而只能背书转让）的规定，因为无记名支票完全可以不以背书而以单纯交付方式予以转让。也就是说，如果以背书方式转让支票，则适用票据法对于汇票背书转让的规定（如此规定完全是为避免立法上的重复而采取的一种技术处理）；如果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支票，则无从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规定，因为单纯交付与背书属于两种不同的转让方式。

再次，《票据法》立法之初，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商业信用不高，出于安全性考虑，其第30条规定被背书人的名称是背书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不承认空白背书的效力，这一规定对票据流通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9条对此作出了改变，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此可见，如果背书人在转让票据权利时，并未在票据上记载受让人的名称，即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这一行为同样有效；受让人若再行背书转让，则必须首先记载自己的名称于被背书人栏内；但受让人也可以不再背书而直接将票据交付他人以转让该票据，而由新的受让人在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这一行为同样有效。因为空白背书的票据，既可依交付转让，也可再依空白背书转让，或再依记名背书转让，还可更改为记名背书后转让。[12]由此可见，即使是记名票据的转让也有两种情况，票据的收款人转让票据权利，必须依背书方式进行；但是其他持票人则完全有可能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该票据。只不过承认空白背书效力的规范应当由《票据法》进行规定，而不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