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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拷量与质疑


任何法律原则的设立都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民主政治制度发展与完善的集中体现。但从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来看，抑或在理论认知上，抑或在司法实践的运用上，该原则客观地被赋予了不确定性与不统一性，受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质疑。
一.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拷量
1.“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概念与法理内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从法律定义的角度释解，把握“上诉不加刑”原则必须满足三个要素：其一，必须是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其二，必须是由二审人民法院审判；其三，必须排除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情形。从立法原意理解，“上诉不加刑”原则旨在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上诉权，确保其在认为自身受到不合理审判时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救济。这种原则的确立集中体现了民主、自由、人权与人道主义精神，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受到肯定，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都从立法上确立了“上诉不加刑”原则。
2.“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必要性
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来看，仅管在实践中对“上诉不加刑”原则存在不同认识，但对这一原则的较好贯彻与执行还是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肯定，在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容质疑。
其一，“上诉不加刑”原则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上诉制度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功能就是通过对有权机关或当事人提出的认为审判存在不合法性或错误性的案件进行再次审理，从而纠正原判可能存在的程序性违法或实体性错误。基于立法规定有权机关或自诉人提出的上诉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因此，对基于被告人提出的上诉如果不受该原则的限定，极可能使其对自己提起上诉的行为产生思想顾虑，在客观上消极行使或不行使救济权利——上诉权。这种权利的除缺背后是错误审判的不可能纠正（司法实践表明，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的错误审判为数极少），司法的根本性公正也必将打折。
其二，“上诉不加刑”原则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权益。权益的实质是权利与利益的复合。作为被告人，在上诉这个司法程序中，上诉权是其在一审判决后行使辩护权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予以剥夺。但如果在上诉制度中不能很好的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使被告人上诉后有可能被科以更重的刑罚，自己的利益没有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更好的保护，哪么，对被告人来讲，权利的行使如果有可能进一步把自己置于不利境地，他也就必然对权利的行使产生消极心理，甚至确有冤屈或处断不公之事但由于害怕适得其反而不敢提出。因此，法律明确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就可以消除被告人的顾虑，充分保证其上诉权利的行使，从而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
其三，“上诉不加刑”原则有利于刑事诉讼制度的贯彻与执行。刑事诉讼制度在审判环节上主要包括起诉（公诉）、审判、上诉（抗诉）、审判监督（再审）等。按照普通逻辑关系，起诉（公诉）、审判是每一案件必须进行的程序，具必然性。但上诉（抗诉）和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却是忽然性的存在，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启动。虽然上诉并不是每个案件都必须历经的环节，但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构成部分，却是保持刑事诉讼制度整体性不可忽缺的一环，对于刑事诉讼制度的贯彻与执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坚持则是上诉制度落实的重要前提，失去了这个前提，上诉制度在整个刑事诉讼制度中就会相应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变成实质上的形同虚设，不利于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性贯彻与执行。
另外，基于“上诉不加刑”原则对二审定罪量刑的限制，这就要求一审人民法院必须强化职能，充分运用好审判权，通过司法手段，惩治犯罪，维护稳定，确保刑事法律制度目的与任务的实现。同时，该原则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上级法院加强对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有利案件质量的提高。
二.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质疑
从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看，仅管“上诉不加刑”原则受到了普遍肯定，但在对该原则的把握与运用上却存在不同的理解与认识，这从某种程度上不利该项原则的贯彻与执行。
1.对“上诉不加刑”原则认识上存在不统一性
运用辩证的观点分析，在对立法愿意的理解上存在相悖性：一种观点认为，“上诉不加刑”原则是通过立法程序确定的，具有刚性和排它性，在任何法定的情形下都不能违背，必须严格贯彻与执行；另一种观点认为，“上诉不加刑”原则只是法律适用中的原则性问题，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具涵盖性，对特定案件可以不受该原则的限制，既可以改变刑种，也可以改变刑量；第三种观点认为，由于二审法院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可以从客观事实出发，对认为确有违法性或错误性案件，直接发回由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必然影响运用上的统一性，从司法实践看，这种不统一性的主要表现就是在追求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上存在任意性，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虽然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必须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但从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来看，这种过于强调客观真实的原则正在受到质疑，法律真实的裁判理念成为司法制度发展趋势。肖扬院长在2001年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司法公正的体现，应当是在当事人举证、质证后，人民法院根据查证属实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依法作出裁判。”这标志着审判机关对法律真实的裁判理念的认可。
2.对“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发回重审案件适用上的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种裁判理念的取向，在上诉制度中体现更为明显，有时可能直接影响到司法程序的启动与裁判实体的公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规定：“二审在对原判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这种立法上的可选择性，在司法实践中带来的不良立法后果就是司法程序的随意性启动，有时甚至是裁判结果的不唯一性。单就被告人上诉的案件来分析，二审法院具备二种选择，可以改判，可以发回。同时基于一审法院重先审理后就可能出现二种裁判结果，一种是对原先裁判的重复肯定，一种是对原先裁判的部分否定或全盘否定。相对于被告人来说，也必须面对不同的上诉后果，其一是接受原先的裁判；其二是被减轻刑罚；其三是被科以更重的刑罚。从以上得出的结论可知，“上诉不加刑”原则立法上本就存在缺陷，即这种原则可以被审判机关通过启动不同的司法程序得以推翻，这种对法律的规避性运用很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破坏。现通过两个实际案例予以分析：
案例1：河北省高阳县人董亚洲，因参加抢劫团伙犯罪于2000年8月6日被批准逮捕，随后被判处死缓。后其父董克强以儿子被捕时未满18周岁为由提起上诉，二审发回重审。2003年3月25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重新审理，判决董亚洲死刑。
案例2：2004年12月24日，某县人民法院对一起过失致人死亡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后，对其中一被告人作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681.82元的刑事判决书。在原被告均提出上诉后被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在对原判认定事实没有改变的情形下，于2005年5月27日作出刑事附带民判决书，判处该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681.82元。
从以上两个案例分析，无论二审人民法院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89条之规定，还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之规定对案件发回重审，其最终的结果都是被告人在上诉之后被科以了更重的刑罚，这虽然在形式上并没违反法律之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上诉发回重审的案件也必须遵循“上诉不加刑”原则），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7条的规定也没有对此作出禁止性规定，但从该项原则的立法设立来看，发回重审案是否也该遵循“上诉不加刑”原则值得商榷。
就发回重审的前提条件来分析，法律规定的较为笼统，不具操作性，这也为审判机关规避法律而破坏“上诉不加刑”原则留下立法上的漏洞。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三款规定：“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对其中的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应如何认定和把握，在司法实践中有时确实较为困难。而且，二审人民法院既然经过开庭审理对案件作出了判断，为什么还要启动发回重审司法程序？可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一发回重审理由本就存在缺陷。对这一理由的批判有一段精彩的二难推理：如果二审中已经查清了案件的事实，并据此判定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那么，不对案件直接改判而发回重审，岂不多此一举？如果二审审理中并未查明案件的正确事实和清楚事实是什么，如何能得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的结论？凭什么把案件发回重审。从刑事诉讼法发展的基本理念看，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该明确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宣告被告人无罪。这也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款规定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的第八条规定的原理，即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另外，对于以其它理由发回重审的案件也应同样本着保护被告人权益的立场，认真加以甄别，依法裁判，确保司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重审判决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相衔接必须予以重视。
三.如何更好地在刑事诉讼制度中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原则得以在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贯彻实行，且占有重要的地位，可见其必然具有存在的法律价值与社会价值。但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设立与实施，总需要经过时间与实践的考验才能逐步趋于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也不例外。正如博登海默先生所言：法律的其它弊端同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铜板的另一面，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与灵活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才是真正的伟大制度。因此,要真正落实“上诉不加刑”原则,就必须加强对立法与相关司法制度的完善与重构。
1.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立法重构。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上诉不加刑”原则受到两个条件的严格限制：其一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不受该原则的限制，这是法律的特别规定，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考虑都应该严格遵循；其二是受到案件必须是由二审人民法院审理的限制。对于第二种限制，笔者认为，在不存在特别规定与普通规定相冲突的情形下，应该首先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大前提。针对该原则来讲，就是只要是上诉案件，无论是由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还是被发回由原审人民法院重审，都应该遵循“上诉不加刑”原则。从立法上来看，应对刑事诉认法第190条之规定作出修改。
2.对司法理念的重新定位。我国刑事司法制度长期以来都将打击犯罪作为其基本价值定位，由此衍生出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客观真实说主导着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这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中，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与相悖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法制的进步，传统的司法理念必须进行重新定位，刑事司法制度应从偏重惩罚犯罪转向惩罚犯罪和人权保护并重的价值观，从追求客观真实转向追求法律真实，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中明确设立无罪推定原则、程序合法性原则、沉默权规则等，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即将再修改的过程中，已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司法理念的再定位与相应司法原则的确立，对“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一种相互支撑，相互辅助，便于发挥刑事司法制度的打击与保护并重的双重功能。
3.对相关刑事审判制度的完善。从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制度来看，与“上诉不加刑”原则密切相关的制度主要包括上诉（抗诉）制度、发回重审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和证据制度。基于这几种制度间的关联性和相依存性，有必要对几项制度进行整体分析以备完善。依笔者看，应该对基于上诉而启动的司法程序进行法律性的再规范，特别是应对发回重审制度赋予刚性原则，排除其原先寄于法官的可选择性。在证据制度上，应对证据适用规则进行再规范，建立、健全以程序侵权的救济为核心的刑事证据规则，通过完善证据制度中的证明标准和适用规则，加强对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
为避免司法实践中可能产生的畸性判决，应当对刑事再审程序予以改革。其一，要进一步明确提起再审的理由，尽量减少其随意性和可弹性，确保生效裁判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对被判决人权益的保护；其二，要严格区分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并对二种再审提起的理由和条件予以确定，区别对待。笔者认为，刑事再审程序通常应当遵循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其三，对法院主动提起的刑事再审应作出限制性规定，当再审可能给被科以刑罚的被告人带来更为不利的后果时，人民法院不应当提起再审。但对可能产生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应当通过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予以变更。这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


（陵川县人民法院 赵如水）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森林培育保护管理办法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81年5月2日贵州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原则通过 省人民政府9月10日颁发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森林管理
第三章 森林保护
第四章 造林育林
第五章 采伐利用
第六章 扶持社队发展林业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我省地处高原山区，林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保护和扩大森林资源，充分发挥森林的各种效益，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结合
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森林资源包括林木、竹子和林地，以及林区内野生的植物和动物。
第三条 森林、林木和竹子分别属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设立林业行政机构，主管本地区的林业建设事业。
人民公社在现职干部中确定一名干部任专职或兼职林业助理员，负责本公社的林业工作。
第五条 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我省各族人民的光荣任务，各级人民政府要经常进行爱林护林的宣传教育，发动群众保护森林和树木，积极开展造林育林活动。

第二章 森林管理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经常检查国家有关林业政策、法令的实施情况，要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每年至少一次，以不断改进林业工作。
第七条 国家、集体的山林、树木，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以及部队、单位的林木，长期稳定不变。
第八条 凡是山林权属清楚的都应予以承认，由县级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保障不受侵犯。山权和林权不清的，要在林业“三定”中妥善解决，有争议的山林权，由上一级政府组织有关双方，本着有利于保护森林和安定团结的原则，协商解决。经过协商解决不了的，提请人民法院裁决
。在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都不准砍伐有争议的林木，如强行砍伐，以破坏森林论处。
第九条 国营林场在荒山上营造的林木，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侵占。
国家近期无力造林的国有荒山，经过协商签订合同后，可由社、队集体造林，山权不变，林木归造林社、队所有。
第十条 生产队可根据自己宜林荒山的实际情况，划给每户自留山三至五亩，荒山多的还可适当多划一些。集体宜林荒山少的丘陵、平坝地区的生产队则少划或不划自留山。以林为主的林区生产队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每户可划一至二亩疏林地或次生林地作为自留山。自留山划定后，
由县级人民政府发给自留山使用证。自留山由社员植树种竹，可套种粮食等各种作物，但不准单纯用于开荒种粮。
自留山，限期三至五年内栽上树，逾期不栽的，生产队有权调整。
社员在房前屋后和自留地、自留山上种植的木、竹，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享有经营自主权、产品支配权和林木继承权。自留山山权属集体，任何人不准典当、转让和买卖。城镇绿化的树木，凡单位种植的，归单位所有；个人在庭院种植的归个人所有。
第十一条 在国有林区和集体林区修筑工程设施或开采矿藏，要严加控制。必须伐除林木和占用林地时，面积在十亩以下的，由地区行署、自治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十亩以上的，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生产建设单位伐除的林木，全部交给林业经营管理单位处理，并根据伐除林木和占
用林地面积数量，每亩按不少于一百元进行补偿，由林业经营管理单位选择宜林荒山进行植树还林。
第十二条 县级林业部门要指导社、队编制林业经营方案或林业规划，发展社队集体林业。
第十三条 国营林场和社队，要认真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小片分散的国有林，一般应就近委托给社队管护，国家按合同付给报酬，也可以待林木有收益时按比例分成。社队集体的山林，可以设立社队林场或专业队（组）经营，也可以将山林管理责任落实到组、到户、到劳力，提倡推
广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田边土坎的零星树木和林粮等混种的林木，都要“树随地走”，包给社员管护，实行收益分成，也可实行包干上缴。不管实行哪种责任制，都要用合同形式固定下来，长期稳定不变。

第三章 森林保护
第十四条 划定林区社队（即主产木材的社队）。全省除已划定的十个林区县以外，凡森林资源丰富，人均占有用材林七亩或经济林三亩以上，人均每年向国家贡献木材零点三立米或桐油、木油、茶油二十斤以上的林产品，目前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三十的，可以分别确定为林区公
社、林区大队、林区生产队。林区公社由地区行署、自治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林区大队、生产队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林区县、社、队实行以林为主、林粮牧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国家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必要支持。林区社员口粮不足的，应该采取减购增销等办法，保证不低于邻近产粮社队的吃粮水平。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森林。
（一）省、地、县要组织有关部门建立护林指挥机构，负责山林保护工作。
（二）在省、县毗邻的林区，要会同有关省、县建立护林联防指挥部，负责联防地区的护林工作。
（三）林区和有林的社队、国营林业单位，都要建立基层护林委员会或护林小组，订立护林公约。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要配备不脱产的护林员。有条件的林场、农场、牧场、厂矿等单位，要逐步配备和明确专职护林员。
（四）护林员由县级人民政府统一制发护林员证和护林袖章。护林员的主要责任是进行巡护，制止一切破坏森林和植物、动物资源的行为。护林员在执行巡护任务时，任何人都不得无理刁难、干扰。护林员的人身安全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十六条 林区县和重点国营林场以及自然保护区，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林业公安派出所，加强治安，保护森林。所需人员在不增加编制的原则下，由林业部门抽调。林业公安派出所受公安、林业部门双重领导，以公安部门为主。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护林指挥机构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每年从11月初至翌年4月底为森林防火期。在森林防火期间，对林区野外用火和可能引起火灾的活动，要严加控制。
（一）严禁在林区和林区附近烧荒烧山驱兽、烧灰积肥、烧田坎、烧炭。严禁小孩玩火。
（二）炼山造林和其它生产用火，事前必须报经当地护林指挥部门同意并指定专人负责，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并要做到火不灭、人不离。
（三）按行政区域或自然保护区、林场划分护林防火责任区，在林区内建立护林防火设施。
（四）发现森林火灾，除尽力进行扑救外，还要迅速向当地政权机关和护林组织报告。有关单位的领导必须立即组织力量扑救。当地驻军和地方各部门要主动支援，交通和通讯工具要优先利用。
发生森林火灾后，林业、公安等有关部门必须迅速查明原因和损失情况，追究肇事者及有关领导的责任，严肃处理，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依法惩处。
（五）对参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或者致残、死亡的，公职人员由所在单位给予医疗抚恤。非公职人员由民政部门给予医疗或抚恤。
第十八条 严禁毁林开荒、毁林采石取沙和毁林猎捕野兽。严禁在幼林地、封山育林区、自然保护区和特种用途林区内砍柴、放牧和狩猎。
第十九条 各级林业部门和林业事业单位，要建立专门机构或配备专人负责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第二十条 对国家第一类保护的珍贵稀有动物、树种，有特殊保护价值的野生动、植物生存繁殖地区和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林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划为自然保护区，建立机构，加强保护管理，开展科学研究。
对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珍贵稀有动、植物，也要认真保护，未经省林业厅批准，任何人不得采伐和狩猎。
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和益鸟，不准猎捕，不准上市出售。

第四章 造林育林
第二十一条 认真贯彻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国家、集体、个人都要兴办林业。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荒山荒地情况，因地制宜地作出植树造林规划。
（一）全省森林复盖率在二十年内逐步达到百分之三十左右。
（二）有重点地建设新的用材林和经济林基地，并大力营造速生丰产林。
（三）在铁路、公路两旁，河渠两侧，水库周围，要营造各种防护林。
（四）煤炭、造纸等部门，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建立自己的用材林基地。
（五）燃料困难的地方，要优先发展薪炭林。
（六）城镇和工矿区，要大力营造园林和环境保护林。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各行各业和广大群众植树造林，按期完成造林规划确定的任务。
属国有的大面积荒山，要兴办国营林场，植树造林，有条件的，要采用飞机播种造林。飞播的林地除适宜国家建立管理站或者划归国营林场管理外，一般应划给社、队负责管护，林木收益按比例分成。
国营林场按照不同情况，由上级林业主管部门规定限期完成经营区内的荒山造林任务。
在铁路、公路两旁，河渠两侧，水库周围，城镇、工矿区、机关、学校、部队营区附近，以及国营农场、牧场经营地区，由各单位造林。没有林地单位，由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造林绿化区，限期绿化，长期经营管理，林木归造林单位所有。
凡在限期内没有完成造林任务而无正当理由的，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宜林荒山多的社队，可以兴建社队林场，进行植树造林；生产队也可以划一部分责任山给社员造林，实行队山、户造、共有，收益分成。责任山划定后长期稳定不变。
第二十三条 植树造林要保证质量，提高成活率。要普遍建立造林检查验收制度，积极开展对现有中幼林的育抚间伐和对次生林的改造，提高森林质量，增加木材生长量。
第二十四条 新造幼林地、飞播造林地和依靠天然更新能够成林的地方，要实行封山育林。
第二十五条 林业部门要统一管理林木种子，建立林木良种基地，繁育和推广良种。国营林场、社、队和个人，要逐步建立苗圃，为造林提供树苗。
第二十六条 现在由国家供应木材的县，要抓紧植树造林。从1981年起，分别在十年或二十年内，做到木材自给或部分自给。要逐年安排植树造林任务，当年完不成任务的县，次年要相应扣减木材供应指标。

第五章 采伐利用
第二十七条 对森林实行合理采伐，要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年采伐量。国有林以林场为单位，集体林以县为单位，在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或总体设计时，要按轮伐的要求，确定合理的采伐量。国家统配材、地方用材、国营林业单位和其他部门自用材，都要纳
入采伐计划，实行上下一本帐，不准计划外采伐。
第二十八条 木材、楠竹必须凭采伐证进行采伐。国有林的采伐，按国营林场的隶属关系，由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发给采伐证。集体林的采伐，由县林业行政部门或委托区林业站发给采伐证。其他部门采伐自营的林木和社队集体采伐自用材，由当地林业行政部门按照《森林法（试
行）》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发给采伐证。无证采伐的，按破坏森林论处。
第二十九条 用材林必须因地制宜地采取皆伐、择伐。皆伐面积一般不超过五亩；更新条件好，没有水土冲刷危险的地方，可以扩大到十五亩。皆伐迹地要在采伐当年或次年内完成人工更新。
防护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经林业部门或主管部门批准，可以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
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严禁采伐。
第三十条 木材、楠竹、林化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国营林场从自己经营的国有林中采伐的规格材，除按计划自用部分外，都要纳入国家统配计划。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和林区县生产的规格材、楠竹，国家统购百分之七十五；一般产材县生产的规格材、楠竹，国家统购百分之八十。非规
格材和社员的木材、楠竹，国家不实行统购。凡统购的规格材、楠竹及林化产品，由林业部门统一经营（社队企业生产的松香，百分之六十交林业部门统购）。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准进入林区社队采伐、收购和加工。出省的木、竹及其制品，由林业部门统一经营和管理。
第三十一条 杂竹、木竹小商品及各种农具，由供销社经营。
供销、轻工、社队企业所需的木竹原料，由各级计委下达计划，林业部门按计划保证供应。
第三十二条 社队集体生产的自留材、非规格材、间伐材、“五把一杠”、柴、炭和大宗大件的木竹制品、半成品，以及社员的自有木竹，由林业部门统一领导下的林工商公司经营。没有林工商机构的，由林业部门代销或加价收购。
第三十三条 林区及毗邻县不开放木、竹自由市场；非林区在林业“三定”工作没有搞完之前，也暂不开放。社队企业和社员利用自有木竹加工的各种木竹制品，持生产队以上证明，允许上市出售。
第三十四条 运输木、竹及其成品、半成品，和国家规定保护的动物，出县的必须有县林业部门发给的运输证明；出省的必须有省林业厅发给的运输证明。无证明的，交通、铁路、航运等部门不得承运。
林业部门要在交通要道设立林业检查站，对违法运输的木、竹及其成品、半成品和属于保护的动物，有权予以制止，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五条 充分利用采伐和加工剩余物，开展小材小料加工，发展木材综合利用，提高木材利用率。
努力改变林区烧好材的习惯。林区职工、群众和单位要尽可能烧枝丫、茅柴、丛灌柴，有条件的地方，要逐步实行以煤代木，利用沼气，大力节约木材。
第三十六条 林工商公司是林区经营发展林业的一种好形式，要积极办好。在需要和有条件的地方，要把林工商机构建立起来，尽快开展业务。

第六章 扶持社队发展林业
第三十七条 为了扶持社队发展林业生产，要适当提高育林基金和更改资金的征收标准，扩大育林基金的征收范围。具体办法，由财政厅、林业厅另文下达。
第三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用于农业的资金、支援人民公社投资和安排到县农口使用的少数民族机动金、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可调整一定比例用于发展林业生产。
第三十九条 资助社队的林业资金，主要用于用材林基地和以油桐、生漆为主的经济林基地的建设，以及森林保护、幼林抚育、种苗补助和扶持社队林场等。
第四十条 县以上煤矿每生产一吨原煤提取一角钱的育林费，原则上由煤炭部门自提自用，主要用于营造坑木林或搞合作造林。超过三年不造林的，林业部门请示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将此项资金调出，统筹安排使用。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先进事迹之一的单位，按照贡献大小，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
（一）认真贯彻执行林业方针、政策、法令，连续三年以上全面完成林业计划，达到规定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成绩显著的；
（二）在本行政区域内或在森林经营区域内，连续三年以上无森林火灾，无乱砍滥伐，无毁林开荒和防治森林病虫害成绩显著的；
（三）认真执行自然保护区的有关规定，积极保护、繁育、合理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成绩显著的；
（四）完成或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采种、育苗任务，种子、苗木产量质量和成本均达到规定的要求，一、二类苗木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五）造林速度快、质量高、成本低，成活率、保存率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六）适时抚育，合理采伐，及时更新，积极改造低产林，搞好封山育林，成绩显著的；
（七）积极办好林工商公司，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在森林资源综合利用和木材综合加工利用上，成绩显著的；
（八）积极推广林业先进技术，在林业科学研究和教育上，成绩显著的。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先进事迹之一的个人，按照贡献大小，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
（一）在林业基层工作十五年以上，热爱林业工作，坚守工作岗位，遵守劳动纪律，一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各级领导干部在贯彻林业方针、政策和领导本地区的各项林业建设中，成绩显著的；
（三）模范地执行林业政策、法令，同各种违法行为作坚决斗争，成绩显著的；
（四）检举、揭发违反林业政策、法令和毁林盗伐等违法行为有功的；
（五）扑救森林火灾，奋不顾身，英勇顽强，使国家和人民财产免遭或减少损失的；
（六）在林业生产和科学研究上有发明创造，有重大技术革新，或在林业教育、普及林业科学知识、推广林业先进生产技术上，成绩显著的；
（七）农村社员，按照林业政策规定积极造林、育林，发展林业生产，成绩显著的。
第四十三条 对符合本章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采取如下奖励办法：
先进集体，由各级人民政府分别授予林业先进单位或造林、护林、经营等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发给奖旗、奖状，或给予物质奖励；
对受奖的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分别授予林业先进工作（生产）者或造林、护林模范等光荣称号，发给奖状和奖金；
奖励经费，由地方财政或从罚款和赃款中提成开支。
第四十四条 违反林业政策、法令，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公安部门和有关单位进行批评，责令赔偿、罚款或给予其他处罚：
（一）失火烧毁森林，价值在二千元以下的，或者价值超过二千元，但情节较轻的；
（二）盗窃木竹价值在二百元以下的，或者价值超过二百元，但情节较轻的；
（三）滥伐木竹，价值在一千元以下的，或者价值超过一千元，但情节较轻的；
（四）侵占林地、林木不听劝阻的；
（五）开垦、采石、取砂、取土毁林，价值在五百元以下的，或者价值超过五百元，但情节较轻的；
（六）在幼林地、封山育林区砍柴、放牧造成损失的；
（七）拒绝、阻碍木材检查人员依法执行任务的；
（八）违反运输木竹规定的。
第四十五条 违反森林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惩处：
（一）蓄意放火烧毁森林和失火烧毁森林，损失严重的；
（二）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抢砍木竹或者抢劫木竹，情节严重的；
（三）盗窃、滥伐木竹，情节严重的；
（四）以暴力、胁迫等方法侵占林地、林木的；
（五）故意制造林权纠纷，使林业生产和森林资源损失严重的；
（六）开垦、采石、取砂、取土毁林，情节严重的；
（七）进行木材投机倒把活动，情节严重的；
（八）明知是犯罪所得的木竹、林产品，而予窝藏、运输或者代为销售，情节严重的；
（九）唆使、利诱他人盗伐木竹，毁坏森林，后果严重的；
（十）以暴力、胁迫等方法，阻碍木材检查人员、护林人员依法执行任务，后果严重的；
（十一）猎捕或者倒卖国家列为保护动物的；
（十二）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森林资源遭受严重损失的。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条规定，致使防护林、水源林、特种用途林、珍贵树木、动物和自然保护区的动、植物遭受破坏的，应从严处罚。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除了追究行政或者刑事责任外，侵占的林地，应如数退还；盗窃、抢劫非法所得的木竹、林产品和赃款，应归还原单位。
第四十八条 凡是受本单位或上级单位负责人指使、纵容，有违反本办法行为的，除追究本人责任外，必须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按照情节轻重，严肃处理。
第四十九条 违反森林法，情节严重的案件，由地方公安、司法部门审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各地人民政府可参照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1981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