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会谈公报（197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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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众”和“贫穷”
　　　　　　　　　——略论禁止传销法律的缺陷及补救措施

　　　　　　　　　　　　　　　作者：王晴
　　　
　　据3月1日《扬子晚报》报道，宿迁上百传销者猖狂围攻执法人员。2006年2月28日下午，宿迁发生上百名涉嫌传销人员围堵工商局、将工商执法人员和前来维持秩序的民警打伤事件，有3名民警以及10多名工商人员被打伤，其中两名工商人员伤势严重，另有一名群众也被这伙人打得左眼近乎失明。笔者也曾听闻多起工商执法人员在查处传销的现场被参与传销的群众阻挠，传销人员互相掩护下转移传销产品、隐匿或毁灭证据的实例发生。为什么传销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甚至受害群众对禁止和查处传销的执法行为不予理解和支持，反而阻挠和反抗呢？前一个问题，需要从经济和文化多方面角度综合考虑，后一个问题则可以直接关联到查处传销的立法和执法的一些法律缺陷。引起我们对于执法正当性价值方面的深思。
　　传销被定为非法性质。为什么？政治原因居多，在我国人口和就业压力下传销在多层直销意义上的经营方式当然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但传销发展到目前这样通过利诱和威胁对下线人员的财产控制和人身自由限制的严重危害后果，已经不是单纯的市场利益分配不合法问题，传销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了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更严重的是已经构成了对人身自由等人身权利的侵害，并且通过这种财产和人身权利的双重加害行为诱发和导致对社会管理秩序的严重的破坏。因此说，从法律调整的关系坐标对应执法主体的职能来看，让工商部门去查传销，就好比让工商部门去查非法拘禁一样其结果一定是隔靴挠痒，职能和手段所限不可能达到有效治理的效果。容易产生执法无效和执法冲突，经常引发本文开头转述类似事件发生。为了理清查禁传销的执法体制，让我们先来考察分析一下从事传销人员的构成吧，从事传销活动的一般人员的构成具有三个特点：首先是“贫穷”，穷到向亲戚友朋下手的程度，大部分被威胁和利诱参加传销的人员来自下岗和待业者——统称为失业人群；其次是“愚昧”，即蠢到只顾眼前利益，明知是泥坑，但也要饮“泥”解渴往进去跳的结果；最后是“缺德”——缺乏社会公德意识。即传销加入者一般只顾及和关心个人在传销组织中上下线级别地位所取得的分配和待遇，完全不顾及和无暇顾忌社会公德问题，产生了适用收买政策和等级剥削制度激励传销组织及其成员自发维护运营其秩序和“聚众”的“小社会”体系的类似机制；然而，所有这些都是被我们现实社会所司空见惯并非政治敏感所需急迫治理的。之所以要急则治标的理由关键在传销是一种“聚众”行为，尤其是和“贫穷”联系相关的“聚众”行为，在我国必然遭到禁止。有例证中国刑法中有许多对“聚众”的治罪罪名，如果革命的成功经验就是把“贫穷”和“聚众”二者结合起来重新聚敛和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为了防止重复发生这种并不创造社会财富而仅仅对财富重新分配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对现存社会秩序和生产力的冲击和破坏，那么国务院从政治角度将传销定性为非法性质予以取缔。专门以立法明令禁止！既然传销被定性为非法，那么并不存在规范的市场行为或不规范的市场行为的问题。它已经从市场行为中被剔除出去，被宣告为非法行为和否定其市场经营行为的性质。而法律对非法行为的定性主要看其社会危害性特征。由上可知传销的社会危害性在于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损害公民个人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且具急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现实的危机和紧迫性。因此它属于治安法和刑法调整的对象，而不应属于市场行为法调整。

　　维护社会管理公共秩序哪怕是强化政治统治力从来就是公法公开的正当的职能和目的所在，所以既然是法律命令禁止的行为而非限制行为，既然是一种非法行为而非违法意义上的行为，就应当采取与明令禁止相适应的公开的执法目的、更为直接有力的执法手段和严厉的执法态度等较为完整的执法形式。也就是说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规定的非法经营罪以及刑事诉讼法公开地查纠和追诉传销组织者、策划者的责任。对首恶者公开有力打击和治罪。而对于一般的参加者和协从人员实行解救和赔偿，要解救和教育群众，绝不能惩处群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与执法手段强有力相对应，有针对性地名正言顺地禁止和查处传销非法行为。

　　在很早就存在的传销行政处罚案例中，取缔和查处传销的结果往往是参加者均受到程度不同的没收和罚款处理。但受害人的损失，行政执法者并没有主持由传销组织者给予赔偿。事实上，对于“贫穷”和“聚众”的大多数参加传销的群众来说，他们无法分别被上线提成的金钱和被行政执法部门罚没的金钱二者有什么区别，甚至提成是以合同的自愿形式掩盖的掠夺，而被工商部门查处对其损失究竟有何补偿和救济？群众无法区分清楚，办案人员除了惩罚也确实没有对受害人的损失主持民事赔偿。这样的行政执法只为驱散“聚众”而不为解决“贫穷”者的现实利益和损失考虑，缺乏正义和正当性价值，因此查处传销的行政执法行为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反而得到抵触行为。惩处群众就是用政治方法直接解决经济问题，为了政治目的而单纯以行政处罚的手段对受害者施行惩罚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而把传销当作行政执法部门的市场监督对象，交由工商部门来管辖，难免行政执法部门追究行政责任和罚款的泛泛化，使受害的群众的民事损害得不到赔偿，反而在传销组织者和上层的分配行为完成后国家行政机关变相参与第二次对传销战利品的分配——罚款，使受害群众伤口上撒盐。这必然导致群众的不相应、误解和不配合甚至反抗。

　　禁止传销的法律立法基于政治目的急功近利欠缺人性关爱；处罚对象的泛化和对受害人损失的漠视以及对传销侵犯人身权管辖权定位的错误。此三项共同构置了目前查处传销行为的执法现状。总结以上分析的法律缺陷，笔者提出如下针对解决办法：
　　第一、明确定性传销为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设定治安管辖和刑事管辖的专一管辖权，公开以治安管理和刑事调整。
　　第二、行政执法和刑事处罚实行首恶者惩、协从者教育和解救，孤立和打击组织传销的首要分子；
　　第三，行政执法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中通过立法规定行政裁决民事赔偿和刑事附带民事审判。要求对参与传销的受害群众的损害同时赔偿，必须附带追究民事赔偿责任。
　　尤其在查处传销的行政执法活动中，对受害人的民事权利的保护必须附带于行政程序完成并视为执法者必须履行的特殊的完整的义务。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应从公共利益角度支持受害人提出附带的民事赔偿请求。只有这样才能分化瓦解传销的违法群体，争取群众支持，避免罚款或罚金加剧受害者的“贫穷”，现实保护群众的利益。争取社会和群众最大化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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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与效力

刘成江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运用国际互联网为媒介进行的商务活动逐渐在全球兴起，电子商务应运而主，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信息时代。电子商务的内涵十分广泛，凡以电子形式在信息网络上进行的商品交易活动和服务都归结为电子商务。随着网上商店、网上银行、网上拍卖店、网上房地产交易所、网上书店、网上学校等的出现，逐渐形成了网络经济。相对于较早的电子商务来说，现在的电子商务一般是指通过国际互联网而进行的贸易活动。所谓国际互联网是建立在现代计算机技术基础上的成千上万互相协作的网络以及网络所承载的信息、结合而成的集合体。它是计算机数字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产物，是正在到来的信息社会的基础。从1993年到现在美国已有200万人在国际互联网上购买过东西和接受过服务。目前，国际上所有的大企业都己经或正在上网，据美国权威市场顾问公司的预测，在以后的几年内，商业网址的数量将以每年10倍的速度增长。2000年在瑞士达涯斯召开的世界经济年会向全世界宣布网络经济是世界经济的方向。
　　国际互联网这一新兴电子技术所带来的商业机会正一步步冲击着社会的各个角落，电子商务日益盛行，与传统的商务方式相比，电子商务存在着这样几个特点：
　　l、经济性，由于电子商务大大简化了商品的流通环节，提高了交易效率，企业和消费者从电子商务中可以大量节约成本。
　　2、时效性，电子商务打破了传统商务的时间概念，除了提高商务信息的速度外，电子商务可以随时随地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电子商务已经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了。
　　3、交互性和个性化，顾客只要利用键盘或鼠标就可以向两家发出自己的需求信层、，两家会及时作出反馈，这种反馈甚至是实时的，一对一的。
　　4、方便和快捷，这种商务模式的出现取代了传统商品流通中大量存在的中间行为。电子商务利用多媒体及其与此相对应的软件编程技术，两家能够在网络上构筑销售其产品的销售网页，以生动逼真的视频图象图文并貌的与顾客进行沟通。
　　方便快捷的同时，电子商务这种与传统交易形态截然不同的交易方式引发了许多的法律问题。由于网络中使用的数据电文与传统的书面文件差异很大，数据电文能否被视为书面文件，以数据电文的形式订立的合同是否可被视为书面合同以及具有争议的电子商务合同的效力问题，这不仅关系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同时也是对传统观念的重大挑战，对日益发展壮大的电子商务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目前对电子商务合同尚未作出明确的法律定义，有人认为电子商务合同是当事人之间通过信息网络以电子形式达成的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有人认为电子商务合同是通过电子计算机网络系统订立以数据电文的方式来生成、储存或传递商业贸易信息、的一种现代贸易方式，主要有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电子邮件和计算机传真等形式。结合国际通行的观念，我们可将电子商务合同理解为：在网络条件下。当事人之间为了实现一定目的，通过电子邮件和数据交换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一、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的若干问题

　　（一）电子商务合同的书面形式
　　合同是否采用书面形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确定，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其他形式，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书面合同的好处是形式明确肯定，有据可查。对防止争议和解决纠纷有积极意义。而以口头形式订立的合同的特点是直接、简便，但口头合同没有凭证，发生争议后来以取证，不易分清责任，所以在商业活动中，书面合同仍为人们广泛采用的方式。
　　与传统的书面合同相比，电子商务合同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1、在表现形式上，电子商务合同必须依赖计算机才能表现其内容，而传统的文字毋需依赖机器设备。
　　2、在存储介质上，电子商务合同实质是一组电子信息，依赖的是诸如计算机硬盘、软盘等磁性储存介质，而传统的书面文件所依赖的主要是传统纸张。
　　3、在可信度上，基于电子信息的储存原理，电子商务合同容易被篡改而不留痕迹，可信度较低，而　　记录在传统纸张上的文字原始保真程度较高，被篡改后容易被发现，因而可信度较高。
基于电子商务合同的书面形式的上述特点，要将传统的书面形式要求照搬到电子商务合同中是根本不可行的。针对此种情况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在起草《电子商务示范法》时，采用了一种称作“功能等同法”的立法技术，这种方法立足于分析传统的书面对合同的作用，以确定通过电子技术来达到这些目的或作用。《电子商务示范法》第六条规定：“如法律要求信息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假如一项数据电文所含信息可以以备日后查用，即满足了该项要求。”该条规定在不要求各国取消其国内法关于书面形式的前提下，扩大了“书面形式”一词的解释。将数据电文纳入“书面形式”的范畴之内。其目的不是确立这样一项要求：在任何情况下，数据电文都应起到书面形式的全部功能，而并不注重于信息可以复制和阅读这一基本核念，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种客观标准，即一项数据电文内所含的信息必须是可以随时查找到以备日后查阅。使用“可以调取”字样是意指计算机数据形式的信息应当是可读和可解释的，使这种信层、成为可读必须的软件应当保留。“以备”一词并非仅指人的使用，还包括计算机的处理。
新加坡《交易法令》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要求信息、采用文字、书面形式或规定了未采用书面形式的一定后果的情况下，如一项电子记录所含信息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则其应被视为满足了该项要求”。
　　我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是在借鉴《电子商务示范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合同也属书面形式对“书面”作了扩大解释，使之涵盖了数据电文，也就是说只要一项数据电文符合书面形式的功能，即所含信息可以显示且是完整的就被视为书面形式，这种不拘泥于概念本身从功能角度出发的做法消除了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障碍。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中国合同当事人可以以数据电文的形式订立法律要求的“书面合同”。但电子商务合同作为书面形式的一种对其形式和内容的特殊性应该进一步制定相应的规范加以约束。

　　（二）电子商务合同的要约与承诺
　　要约与承诺是合同订立的一般程序，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由于电子商务合同的意思表示电子化，传统合同法中关于要约与承诺的制度面临着重大挑战。
　　要约，又称发盘或发价，是一方当事人向他方作出的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我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要约应当内容具体确定，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由于要约与要约邀请的法律后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这里有必要对电子商务合同中的要约和要约邀请加以区分。对于要约而言，如果对方作出了承诺，要约人即负有与之订立合同的义务，否则即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要约在有些情况下是不得撤销的。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对于要约邀请，其发出人则不负有要约的这些义务，他完全可以自由的决定是否接受对方的意思表示。我国《合同法》第十五条列举了要约邀请的几种常见形式：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使人将商业广告都理解为要约邀请，该条随后特别指出，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
　　在通过网络所进行的交易中，商家登载于互联网上的广告到底应视为要约还是应视为要约邀请，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但一直都存在争议的问题。由于电子商务具有不同于一般交易活动的特点，应将网上交易分为三类：销售实物、销售软件、网上服务。第一种交易中广告一般应视为要约邀请，广告一般应视为要约，但这是从交易对象的种类出发，而不是根据意思表示的内容目的来区分要约与要约邀请，其结果必然是不准确的。譬如，在网上以实物为对象的交易中，相当普遍的情况是商家的广告内容十分详尽，覆盖了标的物、价格、交易方法、时间及地点、付款方式，甚至售后服务、免责事由等诸事项，更为重要的是商家自己实际上己将其视为要约。在此情况下，按照上述观点，这种广告仍视为要约邀请，允许两家可自由拒绝消费者的承诺或随时撤销意思表示则于消费者没有任何公平而言。因此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分标准仍应回到《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要约符合的条件。
　　《合同法》第二十一条中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在电子商务合同中亦是如此。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十八至二十一条的规定：“一项有效的承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与要约的内容保持一致。
2、承诺应在要约有效的时间内作出。
3、承诺必须通知要约人才生效。

（三）意思表示的撤回与撤销
　　意思表示的撤回是指在意思表示到达对方之前或与之到达对方的同时表意人又向其发出通知以否认前一意思表示效力的行为。在合同法中意思表示的撤回包括要约的撤回和承诺的撤回。两大法系对要约及承诺的撤回均是认可的，我国《合同法》也是明确承认了这一制度，该法第十七条规定：“要约可以撤回，要约的撤回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第二十七条规定：“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到达要约人之前或与承诺同时到达要约人”。
　　意思表示的撤销是指意思表示到达对方之后，对方作出答复之前，表意人又向其发出通知以否认前一意思表示效力的行为。在合同法中它仅指要约的撤销，承诺没有撤销的问题，因为承诺根本不存在要求对方给予答复的问题。在要约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上，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崇尚契约R中原则，所以允许当事人自由提出或撤销其意思表示，们也有例外的规定，美国《统一两法典》第2-205条规定：（1）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间内向要约人提供了对价；或（2）受要约人对此发生了依赖，要约人不得撤销要约，并且不能在要约规定的承诺期限内撤销，对于货物买卖合同，未规定期限的，在合理期限内不得撤销，这个合理期限也不应超过三个月。大陆法系中，要约方向他人发出包括合同订立的基本条款在内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于到达相对方时生效，这种生效使要约产生了法律约束力，即在要约发生效力后，要约人不能任意撤销要约。这个根源于法国合同法的传统理论：要约是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并不当然的具备法律效力，但是考虑到实践中的交易安全等因素，规定了要约人在发出要约后不得任意撤销。而在有效期内作出的与要约内容一致的规定是承诺生效的条件，在这里“相一致”是指合同的主要条款一致。
　　我国继承了大陆法系的传统，《合同法》第十八条规定：“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第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
　　1、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
　　2、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做了准备工作。
　　在电子商务环境中，意思表示的撤回与撤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从己有的立法（譬如《电子商务示范法》以及新加坡《交易法令》）来看似乎都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有人认为：数据巴文的传输速度极快，从而使得对其的救回与撤销在事实上变的不可能。这但也有人主张：法律贵在严密，即使要约能撤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不应完全否认这种己得到广泛承认的合理权利的本身。只要要约人的要约尚未获得承诺，应允许其对要约作出重新安排。本人认为：在电子环境中，由于数据电文的传递速度极快，在要约人发出要约指令几秒钟内就会到达对方系统，实务上基本不存在其他的更快的方式能够在要约指令到达之前便撤回的指令到达对方系统。然而，电子要约的撤回虽然非常困难，但并非绝不可能。在系统服务器发生故障或线路过分拥挤的情况下，就可能耽搁要约的收到时间而使撤回要约的通知先于或同时到达受要约人。因此在特定前提下电子要约存在撤回的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来源于意思表示之外。
　　至于意思表示的撤销，在电子网络环境下，有些情况是可以实现的，例如，要约人以电于邮件方式友出一份可以撤销的要约，受要约人收到要约后并没有马上答复作出承诺，此时，要约人可以撤销要约。《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撤销通知于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送达受要约人，要约得予撤销；写明或以其他方式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则不能撤销；要约人有理由信赖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本着这种信赖行事，则要约不能撤销。另外，受要约人使用了自动回应系统，对符合条件的要约自动进行回复，则要约人可能无法撤销要约”。所以我们在制定电子商务法时，应根据不同的电子传递方式作出较为灵活的规定，以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

（四）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一般情形下，合同成立的时间也就是合同的生效时间。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确立了合同的成立时间也就相应的确立了合同效力起始与合同当事人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时间c合同成立的地点则对确定适用惯例，在诉讼时确定管辖以及对确定适用的法律均有重大意义。
　　关于承诺生效的时间、地点问题，英美法系采用“邮箱规则”一项承诺生效的时间为投入部箱的时间，生效的地点为投入邮箱的地点。如今这一传统原则也有所松动要约人有权在要约中规定，承诺的通知应于送达时才生效。“邮箱规则”的另一个例外是，双方当事人以非对话形式如使用电话、电传打字机或传真等方式来传递要约与承诺，承诺于到达要约手中生效，所以这种即时通讯方式的合同的成立的时间、地点，采用“到达主义”原则。大陆法系采用“到达主义”规则，即受要约人发出的承诺只有到达要约人所支配的范围内生效据此，合同成立于承诺到达之时，合同成立地为承诺到达要约人的所在地。
　　电子商务合同的承诺主效采用到达主义，与大陆法系的到达主义并不矛盾，即使对于英美法系的国家来说，也不冲突，因为英美法系国家有规定当双方当事人以非对话的即时通讯方式进行要约承诺，该承诺的生效应应采用“到达主义”原则。所以对电子商务这种即使通讯，他们也倾向于采用“到达主义”原则。关于这一问题，《电子商务示范法》只规定了“发出和收到数据电文的时间与地点”并未规定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的法律判别标准。我国《合同法》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要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要营业地的，其经营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其约定。”可见，在我国电子商务合同的承诺生效规则采用到达主义，并且也对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有明确规定。

（五）电子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