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国家档案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1990年11月19日，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档案法》第二条所称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系指具有现实查考使用价值和对历史、科学技术、艺术、教育等有研究价值的档案。
第三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把档案事业的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健全档案机构，确定必要的人员编制，统筹安排发展档案事业所需的经费。
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也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保障档案工作的开展。
第二章 档案机构及其职责
第四条 国家档案局主管全国档案事业，对全国的档案事业实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监督和指导，主要职责是：
（一）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制定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起草档案工作的法规性文件，制定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
（二）组织协调全国档案事业，监督检查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实施。制定发展档案事业的综合规划和专项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全国性社会团体的档案工作，中央级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四）组织并指导档案理论与科学技术的研究、档案保护、档案教育、档案宣传以及档案干部的培训工作；
（五）组织和开展档案工作的国际交流活动。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发展计划和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馆以及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四）组织并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理论与科学技术研究、档案保护、档案教育、档案宣传以及档案干部的培训工作。
第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内的档案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二）负责统一管理本单位的档案，并按照规定向有关档案馆移交档案；
（三）对所属单位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四）对本单位文书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和归档工作进行指导。
第七条 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各部门的档案机构，除履行本办法第六条所列职责外，经国家档案局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定，可以制定本系统专业档案工作的业务标准和技术规范。
第八条 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保存、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归口管理，主要职责是：
（一）收集和接收本馆管理范围内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资料；
（二）对所保存的档案进行科学的整理和保管；
（三）采取各种形式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提供服务。
第九条 全国档案馆的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由国家档案局制定。
第十条 军队系统的档案机构，根据《档案法》和本办法规定的原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主管机关确定。
第三章 档案的管理
第十一条 《档案法》第十条所称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系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政党以及国家领导人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材料。
前款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必须依照《机关档案工作条例》和《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的规定，由文书部门或者业务部门收集齐全，并进行整理、立卷，定期交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集中管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据为已有或者拒绝归档。
国家规定不得归档的材料，禁止擅自归档。
第十二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依照《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和《档案馆工作通则》的规定，定期向有关档案馆移交档案。
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检查和同意，专业性较强或者需要保密的档案，可以延长向有关档案馆移交的期限；已撤销的单位的档案或者由于保管条件恶劣可能导致不安全或者严重损毁的档案，可以提前收入有关档案馆。
第十三条 对于既是文物、图书资料又是档案的，各级各类档案馆可以与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相互交换重复件、复制件或者目录，联合举办展览，共同编辑出版有关史料或者进行史料研究。
第十四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以及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对档案采取下列管理措施：
（一）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逐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
（二）配置适宜保存档案的专门库房和必要的设施；
（三）对重点和珍贵档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
（四）根据需要和可能配备缩微摄影机、电子计算机等技术设备。
第十条 《档案法》第十四条所称保密档案密级的变更和解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档案法》第十六条所称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系指：
（一）清代和清代以前的档案；
（二）民国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军队、团体所形成的档案；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以及著名历史人物的手迹、手搞、信札、日记、声像、谱牒等档案；
（五）其他具有重要价值的档案。
前款档案价值的确定，由当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鉴定，如有争议不能确定时，可以由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鉴定裁决。
第十七条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或者赠送给外国人。
第十八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任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都不得出卖。
各级各类档案馆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为了收集和交换我国散失在国外的档案、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以及适应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推广等方面的需要，经省级以上主管机关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可以向国内外单位或者个人赠送、交换、出卖档案的复制件。
第十九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以及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及其复制件，各级各类档案馆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需要携带、运输或者邮寄出境的，必须经省级以上主管机关同意并报省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海关凭批准文件查验放行。
第四章 档案的利用和公布
第二十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保管的档案，应当按照《档案法》的规定，分期分批地向社会开放。档案开放的起始时间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档案（包括清代和清代以前的档案；民国时期的档案和革命历史档案），应当自《档案法》实施之日起向社会开放；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
（三）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可以随时向社会开放。
前款所列档案中涉及到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等国家重大利益的，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其向社会开放的起始时间可以延长到档案形成之日起满50年，满50年开放仍有可能对国家重大利益造成损害的，可以继续延期开放。
第二十一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提供利用的档案，应当逐步实现以缩微品代替原件。档案缩微品和其他复制形式的档案，载有档案收藏单位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者印章标记的，具有与档案原件同等的效力。
第二十二条 《档案法》第四章所档案的利用，系指对档案的阅览、复制和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织，持有介绍信或者工作证、身份证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开放的档案。
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利用我国已开放的档案，须经我国有关主管部门介绍以及其前往的档案馆的同意。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中国公民利用档案馆保存的未开放的档案，须经馆长同意，必要时报请上级主管机关审查批准。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内的档案机构所保存的尚未向档案馆移交的档案，主要供本单位利用，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以及中国公民如需要利用，必须经过档案保存单位的批准。
第二十三条 向档案馆移交、捐赠的档案，归国家所有，寄存在档案馆的档案，归寄存者所有。
档案馆对寄存的档案，不得任意提供利用，如需提供利用，必须征得寄存者的同意。
第二十四条 《档案法》第二十二条所称档案的公布，系指通过下列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表：
（一）通过报纸、刊物、图书等出版物发表档案的全部或者部分原文；
（二）通过电台、电视台播放档案的全部或者部分原文；
（三）陈列、展览档案或者其复制件；
（四）出版发行档案史料（全文或者摘录）汇编以及公开出售档案复制件；
（五）散发或者张贴档案复制件；
（六）在公开场合宣读、播放档案原文。
第二十五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由国家授权的档案馆或者有关单位公布：
（一）保存在档案馆的，由档案馆公布，必要时还应当征得档案形成单位的同意，或者报请其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后公布；
（二）保存在各单位档案机构的，由本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后公布。
利用档案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档案馆同意或者上述主管机关的直接授权或者批准，均无权公布档案。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其所有者向社会公布时，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其他公民的利益，必要时，应当申请当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集体和个人寄存于档案馆和其他单位的档案，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公布，如需公布必须征得档案所有者的同意。
第二十六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实行有偿服务，提供档案按规定收取费用。收费标准由国家档案局会同国家物价局制定。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有关单位，应当给予奖励：
（一）对档案的收集、整理、提供利用做出显著成绩的；
（二）对档案的保护和现代化管理做出显著成绩的；
（三）对档案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
（四）将重要或者珍贵档案捐赠给国家的；
（五）同违反档案法律、法规的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建议直接责任人所在单位对其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可以根据档案的价值和数量，责令赔偿损失：
（一）损毁、丢失或者擅自销毁档案馆保存的国家所有的档案和单位保管的国家所有的档案以及集体或者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的；
（二）将职务活动中形成的应当归档的文件、资料据为已有，拒绝向档案机构、档案工作人员归档或者向有关档案馆移交的；
（三）擅自提供、抄录、公布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以及应当保密的档案的；
（四）涂改、伪造档案的；
（五）各级各类档案馆以及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第二十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倒卖档案牟利或者私自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可以没收其非法所得，处以500元以上10000元下罚款，并可以建议直接责任人所在单位对其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海关对私自携带、运输或者邮寄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以及这些档案的复制件出境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一条 具有《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所列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档案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程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技术侦查/秘密侦查/自侦案件
内容提要: 在此轮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立法是侦查部分修正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应否享有完整的技侦权。首先需要分析现有规范性依据及实践中自侦案件技侦手段的使用情况。占主流观点的支持者提出了种种理由，然而从技侦权配置的整体改革方向来看，基于技侦手段干预权利的程度及技侦手段规制的必然要求，技侦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应当分离，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体系中应当承担其监督职能，而不是执行职能。
技术侦查，也称为技术侦察、技侦手段或行动技术手段[1]，简称为“技侦”，是我国侦查实践中对监控型秘密侦查/秘密监控的习惯性称谓，根据立法定义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2]。技侦手段作为侦查实践中广泛运用却又鲜受立法规制的一类特殊侦查手段，在今年正在积极推进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作为一项重要变动而备受关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历来是职能部门之间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因此在此轮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立法过程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并非如何保障基本权利、落实法治原则，而是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技侦权如何配置的问题。本文暂且不就立法焦点偏离的问题进行探讨，而仅仅就目前的立法讨论焦点问题展开论述。首先分析目前法律规范中关于技侦权配置的规定与实务中检察机关运用技侦权的基本状况，其次将梳理赞同赋予检察机关技侦权的各种主张，最后将着重分析检察机关在技侦权立法中应当承担的职能以及合理的技侦权配置模式。
一、技术侦查的界定
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3]。这一立法定义不仅从内涵上比较准确地界定了技术侦查，而且还通过列举的方式基本勾勒出了技术侦查的具体类型。从内涵的角度来看，技术侦查具有秘密性，同时还必须满足技术性的要求，单纯具备秘密侦查的特点，但并未使用科技手段辅助的各种侦查手段不属于技术侦查，如卧底侦查、诱惑侦查等乔装类侦查手段以及单纯使用人的视力进行的监视或人力跟踪等；同样，单纯具备技术性要求，但不具备秘密性特征的侦查手段也并非实践与立法中所指称的技术侦查，比如现场勘查设备、测谎仪、鉴定中使用的科技设备等，在侦查实务中被称之为“侦查技术”、“刑事技术”。具体而言，技术侦查又被划分为七类具体手段：
1．电子侦听，也称之为麦克风侦听，具体指通过窃听设备对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性的口头谈话进行侦听，比如在办公室、家中安装窃听器进行的窃听。此类窃听手段与对电话的监听不同，后者是对电信通讯内容的截取。
2．电信监控，即对通过各种通讯方式进行的联系进行监控，既包括电话监听，也包括通过手机定位查找相对人的地点，或查询短信内容，但不包括对通讯记录等通讯形式进行获取，对通话记录的获取与电话监听所针对的获取通话内容是被区别对待的两种侦查手段。
3．电子监控，包括进行秘密的拍照与录像，也包括使用电子设备对侦查相对人进行监视、跟踪与定位。
4．邮件检查，对纸质的通信进行秘密检查，最近也开始发展为对物流的包裹、快递进行秘密检查。
5．密搜密取，即对侦查相对人所处的地点或物品进行秘密的搜查以及提取物证、书证等相关证据，搜查提取结束后相对人并不知悉该搜查行为已经发生。
6．外线侦查，是指技侦部门所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跟踪、盯梢、守候、监视甚至秘密逮捕等综合性手段。[4]
7．网络侦查，网络侦查是对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展开秘密侦查的一类手段的统称，与现实世界中的技术侦查相似，在具体手段上也表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包括对邮件通讯及其他互联网文字、声音、图像通讯的截取、对储存在网络空间中的信息进行秘密调取、对上网轨迹、上网地址进行查询、定位等均为网络秘密侦查的表现形式。
二、检察机关技侦权配置的规范性依据
迄今为止，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技侦手段的使用尚无法律依据。虽然《宪法》第40条关于通讯自由的保障条款中[5]，概括性授权检察机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然而宪法条文所要求的“法律程序”没有在刑事诉讼法或者其他部门法中加以规定，检察机关自侦权依然缺乏法律依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1993年《国家安全法》第10条与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授权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使用技术侦察措施”[6]。也就是说，现有法律规范将技侦权授予公安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虽然有宪法的概括性授权，但由于可供执法的法律文件阙如，事实上自侦案件中技侦权的使用并无法律依据。
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日益高发、自侦案件办理难度日益增大的现实情况促使着检察机关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采用变通方式规避法律使用技侦手段。根据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检察机关在侦办自侦案件时，对贪污贿赂案件与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可以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此通知并未赋予检察机关决定与实施技侦手段的权力，实务中检察机关只具有使用技术侦查的建议权与申请权，最终是否采用由公安机关决定并执行。从更为严格的角度来讲，由于至今为止我国法律对人民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能否使用技术侦查没有规定，按照“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得为”的法治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职务犯罪不能使用技术侦查措施[7]；而虽然有上述《通知》，但由于其并不具备法律效力[8]，不足以成为授权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的合法依据。
三、自侦案件中技侦手段的适用状况与改革呼声
随着近年来反腐败形势的日益严峻以及腐败犯罪案件作案手法的日益高明、狡猾，检察机关在侦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也面临着取证难问题、翻供问题等其他隐形犯罪、无被害人犯罪所面临的相同困境。在我国目前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虽然可以通过变通方式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但适用的具体程序是先由检察机关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然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从实际实施的效果来看，这种使用机制存在不少问题：该机制启动程序复杂，运作时间长，公安机关的技术人员不完全了解检察机关的侦查意图，在办案中往往容易贻误战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具体协作的程序与作法不规范，协作关系是否顺畅因人因地而异，有的检察机关主要负责人同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的个人感情好，这种协作配合就比较顺利，也很有成效，如果双方之间的私人关系不和，这种协作配合就不顺利，甚至进行不下去，这种仅仅依赖于部门负责人之间的私交运行的协作关系本身就存在着潜在的危机。实际办案中，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技侦手段适用过程中的协作的实际效果经常是差强人意，如有的时候，公安机关或者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本部门工作任务的繁重，就先完成本部门的任务，而后完成协作单位的任务，而此时监控、录制已错过时机；有的工作人员处于应付状态，对哪些可录制哪些不可录制不清楚，有的则因暂时离岗而错失监控时机；有的工作人员对录制内容的保管不认真，甚至因录制内容被其他录制内容覆盖而丢失有价值的侦查信息。[9]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中许多代表人士开始呼吁在自侦案件中通过法律授权检察官有权使用技侦手段[10]。在检察侦查实务当中，技侦手段也在个别案件中开始得到零星的使用，根据原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孙力检察长的介绍，“目前职务犯罪案件中，只有在侦查重大案件时才偶尔使用技术侦查，而且使用技术手段的目的也大多是通过监听电话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为抓获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很少用来帮助获取相关证据或证据线索”[11]。近期媒体报道的数件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的案例多少印证了上述判断，比如江苏海门检察院在侦查“豪赌镇长”张健贪污、受贿案使用技侦手段进行了抓捕[12]；黑龙江绥化市检察院侦查肇东工商银行储蓄所所长赵某挪用公款案中使用技侦手段进行了监控[13]。
主张将技侦手段适用于职务犯罪的观点或者说主张赋予检察机关直接使用技侦权力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理由：其一，职务犯罪自身的特点如高智能、极强的隐蔽性等，使得职务犯罪与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等其他隐形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一样面临着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突出问题，因而存在适用技侦手段的必要性；其二有助于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一方面由于缺乏技侦手段的支持，近年来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打击不力，另一方面既然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加大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与其让纪检机关承担侦查职能，并大量使用“两规”、“两指”措施，还不如赋予检察机关采用技侦手段的权力，采用法律之内的措施解决问题；其三，长期以来认为“党内不许搞技术侦查”的政策不允许在职务犯罪中使用技侦手段是错误的看法。“党内不许搞技术侦查”是指在党内路线、政治斗争、派别斗争和调查违纪案件中，不准搞技术侦查，而不是指共产党员实施职务犯罪之后，因为其是共产党员而不得对其搞技术侦查。对于犯罪分子是共产党员就不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无异于给他们以特殊的保护，这不仅会影响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而且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4]。其四，从侦查对象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借用”机制也存在诸多不便，由于侦查对象中包括许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党政领导干部，犯罪主体身份特殊，侦查此类犯罪需要高度保密，严格控制侦查工作的知情面，而检察机关借用其他机关手段办案，必然扩大知情面，不利于办案保密[15]。当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或者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时，由与犯罪嫌疑人同系统的工作人员进行监控、录制，也会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某种程度上对侦查活动产生影响[16]。也就是说，对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时，检察机关再委托公安机关技侦部门对本系统的人员进行监控，其客观性与独立性值得怀疑。其五，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检察机关享有独立实施技侦手段的权力，从资金、技术与人员的角度来看，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负责同志的粗略测算，假设在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增设技侦部门，则共需要在415个单位建设相应的设备、增加大约4150名工作人员，而每个建设单位购买与维护技侦设备需要200万元投入，总计投入8个多亿，人员与财政投入的增加并不是很大，是完全可以解决的[17]。
四、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格局中的应有定位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格局中的定位应为技侦权的监督角色，在自侦案件中可以拥有决定权，甚至是审批权，但不应当享有执行权。理由如下：
（一）技侦手段极易滥用于政治斗争与党派斗争
长期以来受“党内不得搞技术侦查”政策的影响，加之法律没有明确授权检察机关有权使用技侦手段，对于公务人员特别是党员，利用职务实施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并不常见。实务当中，反对将技侦手段适用于官员与党员的主要理由是担心技术侦查的使用将引发党内政治生活的混乱，造成人人自危、相互猜忌的局面，损害同志关系，损害民主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且极有可能沦为帮派分子搞政治斗争的工具。[18]应当说司法实践的实例已经证明长期以来在这个方面上的担心与忧虑并非空穴来风，2004年1月，陕西榆林市府谷县发生的县公安局政委随意命令电话监听县公安局局长、县人大主任事件[19]，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监听等技侦手段存在极易被滥用于政治斗争的可能。无独有偶，2007年7月，陕西咸阳三原县也发生了公安局工作人员对县委干部考察组的工作谈话进行非法监听的事件[20]。这两例监听手段滥用的实例既说明了目前技侦手段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也更加印证了技侦手段极易被滥用于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