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行使专项财务事项审批（审查）权限问题的暂行规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9 15:32:13 浏览:9601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行使专项财务事项审批（审查）权限问题的暂行规定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行使专项财务事项审批（审查）权限问题的暂行规定
1991年12月18日，财政部
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部驻各地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以下简称中企驻厂员机构）对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在各地企业（以下简称中央企业）的财政监督和财务监督作用，保证中企驻厂员机构正确行使财政部赋予的专项财务事项的审批（审查）权限，加强业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廉政建设，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专项财务事项审批（审查）权限（以下简称审批（审查）权限），系指各地中企驻厂员机构根据财政部授权就地审核批准或审查上报财政部批复的中央企业在成本（费用）、税前利润中列支专项资金等业务事项，以及财政部明确规定由中企驻厂员机构审批（审查）的其它专项财务事项。
第三条 行使审批（审查）权限，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依法办事。
（一）严格执行财政部确定的专项财务审批范围，凡是财政部未明确规定由各地中企驻厂员机构就地审批的事项，一律不得就地审批。
（二）严格执行国家关于上述成本（费用）、税前利润中列支专项资金的计列（计提）范围、标准和方法的规定，不得擅自扩大和改变。
（三）对审批（审查）范围和政策界限不明确的问题，应及时向财政部请示。
第四条 为保证正确行使审批（审查）权限，应按以下要求建立必要的工作程序。
（一）申报。有关审批（审查）事项必须由企业提出书面申请，并按项目填制申请表。书面申请和申请表的具体要求由各地中企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二）核实。对企业提出的申请，中企驻厂员机构要指定分管驻厂员或驻厂员小组认真调查核实，提出核实报告。核实工作应采取深入企业现场核实办法，认真查阅、分析有关资料，努力提高工作质量。
（三）审批（审查）意见。对驻厂员的核实报告，有关中企驻厂员机构要认真研究审核，按规定程序和领导分工确定审批（审查）意见；金额较大的，由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确定。对就地审批的事项，一律以书面形式作出批复意见，抄送财政部（有关业务司和中企处）及企业上一级主管部门。
第五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央企业有关审批（审查）工作，由企业主管局（公司）一级单位所在省中企处牵头，与有关省中企处和企业主管部门本着有利管理、方便企业、相互配合的原则协商确定。凡实行由主管局（公司）一级单位所在地中企处集中报部或就地审批的，都必须先由该局（公司）所属企业所在省中企处按规定进行审查；集中报部或就地审批的结果亦应抄送有关省中企处。省内跨地市组之间的审批（审查）事项比照上述规定办理。
第六条 建立健全审批（审查）工作岗位责任制，划清驻厂员、科（组）、处长的工作责任和权限，实行分级负责，层层把关。加强监督管理。
（一）把审批（审查）工作纳入驻厂员岗位责任制，促进各驻厂员机构和有关人员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作风，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把关，秉公执法，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及时办理企业申报的事项。
（二）建立定期检查制度，把自我约束机制引入专项财务事项审批（审查）工作，有计划有目的地适时进行检查、分析、总结，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三）严肃工作纪律，带头严格执法。对中企驻厂员机构违反有关规定，扩大审批范围，滥用审批权限的，要按有关企业挤占成本（费用）、侵占利润金额，依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有关条款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进行处罚；对审查审批工作不负责任，敷衍了事，造成国家财政收入流失的，视情况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金额较大的，要追究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七条 建立工作报告制度。各地中企驻厂员机构要及时对专项财务事项审批（审查）工作进行总结，在半年、全年工作总结中作出汇报，并按附表要求填制《专项财务事项审批（审查）情况统计表》。
第八条 凡规定由当地中企驻厂员机构就地审批而有关企业未经当地中企驻厂员机构审批，自行计列成本（费用）和冲减利润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九条 各地中企驻厂员机构根据本规定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条 本规定从1992年1月1日起执行。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论中国古代绅士自治
张福坤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存在着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政治制度——绅士制度。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位居 “四民”之首，介乎于官民之间，他们具有人们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绅士阶层的崛起特殊、构成复杂、职能广泛、特权明显、社会影响深远，在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从绅士阶层的发展演变、制度来源以及属性、绅权自治以及与其他基层控制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分析，构成封建皇权统治的基础和重要保障的特色封建政治制度。
关键词： 绅士；绅士自治；自治职能；特权
中国绅士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或层面。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封建政权向乡土社会延伸的重要桥梁，高居于无数平民之上，支配民间社会经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的代言人；同时他们也是官僚的后备军，政府官吏均出自这一阶层。中国绅士不仅是封建文化的占有者，而且也是封建文化的传播者和输出者，在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费正清指出：“在过去1000年，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绅士这一特权阶层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是在封建皇权的统治下，为实现地方社会政治力量均衡发展、有效维护封建统治而作出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必然产物。
一、中国绅士的基本涵义及其发展演变概况
中国的绅士阶层是在明清时期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同一性的社会集团登上社会舞台的。它拥有“绅士”、“士绅”、“乡绅”等多种称谓，但关于绅士阶层的基本涵义却众说纷纭。早先的费孝通认为“绅士是退休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2]张仲礼先生认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获得的, 凡属上述身份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功名、学品和学衔都用以表明持该身份者的受教育背景。官职一般只授给那些其教育背景业经考试证明的人。”[3]绅士们获得这种身份后, 他们也非常注意炫耀权威而证明其特殊身份。 张仲礼先生则把“功名”身份作为绅士的标签，认为只要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可以取得功名就能跻身绅士行列。王先明先生则从社会结构的层次出发，认为绅士是与“官、农、工、商并列的项目”，是以科举功名为主体的具有封建身份的特定社会集团。[4]可见，学界对中国绅士基本涵义的界定颇有歧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绅士本身在社会生活及其在近代变迁中呈现出较为复杂多样的社会“形态”，很难对这个群体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和规范；另一方面也与学者选取的视角和界定的标准的不同有关。称谓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变迁，称谓本身及其所指范畴也会相应地改变。但不管怎样，从绅士的地位和职能的角度看，士绅在农村中的地位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难以动摇的，无论绅士在社会发展中怎样“改头换面”，绅士的官民“中介”的社会地位和职能则被传承和延续，这是贯穿整个绅士阶层的本质的、稳定性的东西。
绅士阶层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秩序的牢靠的社会基础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在整个历史运行轨迹上，绅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力量，只是在封建社会后期，才由昏暗的历史走向显亮的时代。[5]绅士力量的崛起既体现了封建社会文明的成熟，也体现了封建社会的进步。绅士力量的形成发展同贵族力量的下降消亡本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构成力量演化、替代的统一的历史过程。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家庭、宗族为本位的国家，有是一个以官僚为本位的专制集权国家。儒家文化将两个本位构成一个同构体。回顾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到这个同构体的官制经历了由血统选士到科举选士两个阶段。在商周宗法制度下，家国同构体是地缘的国家和血缘的宗族相结合的有序结构，形成一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宗法多元网络，实现对社会的层层控制。但是，在这种多元政治下，一旦王室衰弱，诸侯坐大，社会就会动乱。所以，秦灭六国改革旧制，要以中央集权取代宗法制下的多元政治，对血缘势力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予以限制。秦朝短暂灭亡足见旧势力之大。西汉的六国贵族、东汉的豪强地主、魏晋至隋唐的门阀士族等血缘势力对中央政权的稳定构成很大的威胁。于是有了隋唐科举制度的创新，自五代后取士不问家世。科举制对贵族力量的消亡和绅士阶层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隋唐开始、到明清时期成熟的科举取士制度则构成封建官僚体制的基础。由科举途径而获得的功名身份的终身制，使一批人沉淀下来，形成了一个有稳定的制度性来源的社会群体——士绅集团。[6]这个庞大的阶层是作为封建官僚队伍的后备力量(或日候补力量)而存在的，它源源不断地向官僚队伍输送人才，成为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基础，这种有效的流动机制也使得封建社会政治获得大致的平衡和稳定。同时，绅权是封建皇权在地方社会的延续，绅士制度的存在是出于维护和实现封建统治的现实需要，是控制地方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的一种需要。封建社会实行官员任职回避制，加之官员的数量是很有限、官员在一地的任期不长(一般为5年)、官员与广大民众的直接接触很少等原因，封建社会存在严重的“官治”不足问题，需要一种有效的地方力量——绅士阶层来弥补。“绅士者，立于官与民之中间，而为地方行政之一种补助机关也。绅士在专制国之地位，其重要性如此。”[7]绅士既可以充当官民之中介、弥补官治之不足，封建统治者利用政权的力量，赋予绅士以特权，笼络之、利用之，便成为一种必要，其来源制度化便成为一种必然。
二、中国绅士制度来源与属性
张仲礼先生把中国绅士分为上层集团和下层集团。这是按照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进行的划分。他说:“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划分的细节, 那就会发现整个绅士阶层可以按水平划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集团。”“根据这一划分,许多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 捐监生以及其他一些有较低功名的人都属于下层集团。上层集团则由学衔较高的以及拥有官职——但不论其是否有较高的学衔——的绅士组成。”同时, 张仲礼先生还根据绅士身份获得的途径分绅士为“正途”和“异途”两种。 这里,“正途”就是考试途径,“异途”则是捐纳途径。[8]王先明的叙说方法稍有不同, 他采用分类列举。他说:“近代社会常将‘绅界’与官界、学界、商界并称, 把它划分为最基本的社会集团。在清末户口统计项目中, 绅士也是同官、农、工、商并存的一项。但是, 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 绅士比之其它社会群体, 其内部构成则更为复杂一些。检阅近代官私文献资料, 我们发现所谓绅士者, 大约有以下几类成分：1、具有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者；2、由捐纳而获得‘身份’者；3、乡居退职官员；4、具有军功的退职人员；5、具有武科功名出身者。”他还强调：“显然, 以上五种出身并非绅士成分的全部, 但它却是基本的构成因素。”[9]赵秀玲则认为绅士由离退职官僚、暂居乡里的官僚、担任乡里组织的领袖者和定居乡里的自由职业者构成。[10]从以上可以看到绅士集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集团。它既是官民沟通的中介和桥梁，又有自己独立的活动空间。它主要以智力作为谋生的手段，而就职的范围又以功名和身份各异。做官是绅士的共同理想，但官职大多只向举人、进士等高级功名开放，而低级功名的绅士往往徘徊在官场之外。绅士享有国家的特权，只是上层绅士充分享有，而下层绅士只能部分享有。由此可见，绅士是一个由多层面黏结而成的聚合体，维系这个聚合体的链条就是科举造就的功名和身份，而捐纳、保举、军功等所获得的身份和职衔则犹如缠绕于主链条之上的彩带，使绅士群体变的五光十色，呈现出多级化和复杂化的群体趋势。
绅士的社会属性是绅士阶层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或阶级的显著特征。中国绅士阶层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具有独特的内在性格和外在表征。要弄清绅士的属性，就要把它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绅士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特殊的特权集团，人们很容易把它与封建社会的官僚和知识分子阶层等同在一起。实际上，虽然绅士确与他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他们之间又有内在不同。绅士包含了退职乡居的官僚，而官僚是指政府官吏，是有实际权位的执政者集团。绅士与知识分子都以知识为主体，但两者并不相同，绅士中通过捐纳、保举、军功出身的绅士并不具有知识特征。另外，从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看，绅士总体上是处于治者阶级地位的，但却不等同于地主阶级。两者划分标准本来就不同，划分阶级的标准是经济。地主阶级必须占有相当数量土地，以剥削农民为生，绅士之所以为绅士，并不是看其有无土地，而是以有无功名身份而定。绅士因贵而尊，地主因富而显。可见，绅士不是一个纯粹的封建等级，而是“一个处于封建官僚之下，平民之上的独特社会阶层，而且是一个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11]
三、绅士主导下的地方自治
传统政府职能或行政是为了保障王朝的安全、家天下的稳定。秦代以降的政治结构和功能都围绕这一点行政 ，至于其属于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社会保障、社会公平 、基础经济建设等主要职能则处于从属地位 ，只要不危及王朝的统治 ，政府是可以不过问的 ，而这些领域正是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所在。传统政府行政虽然从制度设计形式上实现了王朝的安全 ，但自秦汉以来 ，家天下统治并没有万世长存 ，改朝换代仍频频发生。只不过皇权的颠覆大多不是源于行政官员的反叛而是源于基层百姓的造反。传统政府也曾试图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如连坐、保甲等，但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因为基层社会被其锻造的特殊绅士阶层所控制，绅士的乡土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基层控制只能通过绅士才能发生作用。州县以下的广大的基层社会也正是绅士发挥作用的空间领域。在传统行政过程中，绅士虽然没有法律规定但实际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功名、学衔获得的 ，主要通过政府的科举考试取得的 ，其资格也是终身的。除了出仕做官外，许多绅士参与、协助地方官吏管理甚至控制基层社会 ，虽然政府明令禁止绅士涉及行政权力 ，但实际运作中大量参与行政。绅士担任幕僚是其参与行政的一种方式 ，上层绅士常常担任封疆大吏的幕僚 ，下层绅士一般成为知县的幕僚。知县是国家派来治理一县的唯一行政官吏 ，其治理一县数十万民众的确勉为其难。由于县令的俸禄有限 ，大量使用幕僚辅佐治理是行不通的 ，因为幕僚没有俸禄而由知县负担。依靠县级官吏治理数十万乡民的乡村社会非常困难 ，因而绅士直接控制乡村是其参与行政的主要方式。
四、绅士的自治职能及特权
（一）自治职能
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职责。有人曾说过：“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往下只到县一级官员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12]
首先，就绅士和官府关系看，它是官与民联系的桥梁和中介。[13]绅士可表率乡里，有钱有势有知有识，一向为官民所重视。绅士可上行下达，调节官民关系，如地方官让绅士代其向民宣谕讲解。处理政府和百姓之间的摩擦，清末时，华北泥井镇屠户拒绝交税，“由此屠户与收税人之间展开了持久的战争。当屠户罢市，集上无肉之时，当地绅士便出面干涉，最后达成协议。”[14]可见绅士在疏通政府与百姓的隔膜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当然，绅士有时候也作为民众利益的代表与官府斗争。保护百姓当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绅士常常作为地方利益保护人的身份出现，对政府采取一种对抗态度。如抵制官府对乡里随意征收赋税等经济盘剥。再如抗议地方官不恤民情，乾隆年间乡绅郎秀才率民冲击漠视乡里灾情的县官即是一例。[15]
其次绅士对发展乡里经济有重要职能。对乡里社会来说经济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绅士一直把乡里经济发展作为重大事情来抓。主要表现在督促生产、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管理工商等。清代不少绅士对水利建设非常重视，河南绅士吕游撰文坚决要求重修“故闸”，并自责曰：“前贤创之，后人不能守之者，邑绅士之过也。”[16]再次，绅士调节纠纷、处理疑难和诉讼案件等方面也发挥重要职能。有的案件老是难以解决，最后只能有绅士决断。据《澎湖厅志•风俗记》记载：“大小俗事，悉听乡老处分，偶有鼠牙雀角，投绅缙洽望之，评其曲直。”
第三，绅士在文化教育建设上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有的绅士直接做塾师，如清朝直隶清苑的举人王锡三就是一个颇有势力的塾师。[17]有的绅士重修重设社学、书院，重视乡里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明代李升问和李待问兄弟就是代表。有的绅士还举行文会，对乡里百姓进行文化教育。另外，绅士对于修纂地方志非常热心，可以说许多地方志是在绅士的领导和参与下完成的。
第四，公共福利方面，由于公共福利的政府资金有限，州县官必须依靠绅士的支持。通常程序是，政府设立一个董事会，并指定绅士做会长，募集和管理官绅百姓捐献的资金。而且绅士通常会受州县官的委托，领导监督慈善机构的经营。许多官员认为，由绅士主管的公共福利事业其效率比书吏管理高的多，而其成本却低的多。在发生饥荒或洪水灾害时，绅士不仅募捐赈灾资金，而且直接操办救济事务。大量的义仓是由绅士经营的。[18]第五，维护乡里社会的政治安宁，组建地方民团。绅士在组建地方民团以保卫其身家财产所系的家乡的过程中，总是扮演领导角色。作为一个特权阶层，他们渴望维持现状，抵制任何可能危害既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地方防务，这种需要强有力的权威和财务支持的任务就自然落到绅士的肩上。历史上明末绅士为抗击满族入侵曾组织地方自卫。清朝尤其太平天国期间，由于常规军队的崩溃，政府鼓励绅士组建民团。[19]
（二）绅士的特权
绅士在实现其自治职能的同时也并不是没有报酬的，他们不仅在政治文化上享有特权而且享有十分重要的经济特权。这些特权可以说是作为其参加地方管理、控制基层社会 、治理百姓的酬劳 ，实与行政官吏无异 ，属于不同于平民百姓的封建特权阶层。这些特权和功名是王朝给予的也是可以随时收回的 ，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控制绅士和绅士乡村“自治”。绅士的特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经济上的赋税和徭役优免权和法外特权。绅士阶层享有封建等级制度赋予的经济特权。明清时期，绅士(甚至其部分家族成员)都可以免纳丁税、徭役。明洪武年问，规定现任官员、退职官员、官员死后其家皆可免役。国子监监生免役，府、州、县学生本身免役、户内亦优免三丁役。其他一切杂色差役，也在优免之列。清代亦明文规定，不得指派文武生员服官徭或各种杂役旧。[20]同时，绅士还有一定赋税的优免权。而且，在等级身份的庇护下，绅士还常常以拖欠或转嫁于平民等手段，少纳或不纳田赋，享有某种意义上的“法外”特权。
2、政治上的特殊权力和法律上的特别保障权。绅士具有在政治、法律上高于平民的种种特权。封建统治者利用成文法或不成文法，如律例、谕旨、成例等规定绅士在法律上的特权地位。如果绅士犯轻罪，他不会上刑。而且，对绅士犯法有减罪的规定，与官员犯法者一样。法律还特别保护绅士免受平民百姓的冒犯，如有冒犯，法律将予以严惩。大清法律规定“吏卒骂举人比照骂六品以下长官律杖七十”，而若骂的是一普通人，仅鞭责十下。对绅士的惩
罚，一般是比照官吏进行的。绅士直接涉讼，本人可不必亲自听审，可派其仆人到庭，与现职官员同一待遇。[21]清政府有“待绅士”的规定，要求地方官员每到一任要先行拜会地方有名望的绅士，平日亦要经常接见绅士。绅士则享有特殊的“见官权”，可自由见官，具有同官府交往的某种特殊地位。种种规定，从制度上保障了绅士权力的合法性。
3、文化和礼俗上的特殊地位。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身份社会，文化和礼俗上的优越性亦可保证绅士的特殊地位。在一本知县必读手册中，明确要求知县要适当对待绅士：“为政不得得罪于巨室，交以道，接以礼，周不可权势相加。”同时，还要求新任知县必须了解该地“恬退隐逸向时礼数褒异者几人，乡宦见任几人，致仕几人，举人贡监生员若干，其接见常规如何……”。[22]这保证了绅士在文化礼俗上的独尊地位。清政府赋予绅士以特权地位，还在各种外显的礼仪上体现出来，如绅士在拜见地方官时，可免去一切平民所必需的限制和礼仪；一般平民要称呼绅士为“老爷”；只有绅士才有可能出席一些庄重的典礼场合，如文庙的官方典礼、家族的熏要祭礼活动等，并被视为一种荣誉。甚至绅士所穿的服饰也而区别于平民，体现出鲜明的等级色彩。这些无疑也是绅士权力 (或称为“权威”‘)和威望的重要来源。
五、绅士自治与其他基层社会控制形式（宗族、乡约）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宗法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组织是封建王朝不可或缺的基层组织和赖以维系的支柱，由家族制度产生的族权是仅次于封建政权的巨大权力系统。千百年来宗法制也在承继中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清代已经发展成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同姓聚落体的主要控制形式。村落作为乡村社区的基本聚落形式本是一种地缘的组合，但是，汉文化独特的格局和传统自有复杂的生成机制，而其中关键之一是氏族解体不充分，血缘纽带在几千年的古史乃至于近代史中一直纠缠不休，……以父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的家庭、家族却延续数千年之久，构成社会的基础单位。[23]清朝农民也大多是聚族而居，以血缘和地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宗族社会群体，是乡村社会群体中的重要部分。它所拥有的强固的内部凝聚力，是其他社会群体所无法比拟的。自明朝废除关于建祠和追祭的世代限制后，庶民皆有权建置祠庙，以至一村镇中几乎所有农民都被纳入一个族姓的宗祠。在宗族组织系统中，惟有族长才是这一社会群体的集中代表：支持祭祀；支持族人的日常生活，如婚丧嫁娶、分家、立嗣、财产继承、调节纠纷等；支持制定宗法族规，并对族人触犯族规者予以制裁；代表宗族对外交涉。无疑，宗族群体具有着属于自身特征的社会控制系统，实现社会控制。
“乡约”也是乡村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有乡约所聚合起来的社会组织，是一种强调传统伦理的地缘性互助组织，以原始民主形式来规范、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乡约”这种民间控制组织源于宋代，主旨是：“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书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浚者绝之。”[24]清朝统治者也十分注重“乡约”的控制作用，屡颁圣谕普及推广于乡村社会。到康熙十八年，由大臣奏进名曰《乡约全书》刊版分发，使乡约组织纳入了官方教化训俗的职能。直到民国初年，在乡村社会中仍保留着“乡约”的社会控制形式，如山西乡村的《公议禁约》。
在宗族、乡约系统中，绅士阶层则处于绝对的控制主体地位。宗族系统的族长职位便突出了绅士阶层的地位。宗族以德、爵、功作为从祀标准，把有功名的读书人，有官品的族人以及对宗族有贡献的生员，生前作为宗祠的主人，死后作为崇祀的对象。绅士的身份与灵魂都在族人的崇敬中获得了权威的意义。因而，“族正以贵贵为主，先进士、次举贡生监；贵同则长长，长同则序齿。无贵者或长长，或贤贤。族约以贤贤为主，皆由合族公举”。[25]一般说来，作为宗族经济命脉的族田是由绅士所控制的。在宗族祠堂的主持和管理上也主要或首先是由绅士担任的。显然，宗族是以绅士为首的组织。乡约在明朝中叶社会危机出现后才大规模兴起。其目的在于弥补官方基层组织对社会控制的不足。明朝乡约的约正、约副由乡民选举本约之内的德高望重者为之，绅士只要负责选拔一些生员负责对约正、约副进行培训，很少直接担任约正、约副。
结语
绅士自治并非脱离国家权力控制的具有西方特性的自治组织。传统绅士在地方上的公领域活动受到国家权力的监督和控制，并未实现自治。只不过政府行政在于集中力量保障王朝统治的安全 ，基层社会控制留给了绅士。近代绅士地方“自治”的性质因国家权力削弱、政府职能萎缩发生了一定变化而具有某种现代性。国家行政干预削弱并不等于国家在基层控制方面无所作为。绅士的基层控制在威胁王朝江山方面并不显现 ，反而暂时有利于矛盾的缓和、社会的安定 。绅士阶层以高居主导地位的优势将上层精英的伦理价值观念渗透进世俗生活，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推向下层民众，所以这个过程又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结果。[26]绅士化民成俗历来是朝廷对绅士阶层的要求。绅士凭借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获得对礼的解释权，在以礼化俗的过程中，绅士又获得了对社会伦理秩序的支配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为特色的传统社会里，绅士对社会伦理秩序的支配权实际上就是对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权。明清时期绅士化俗的途径主要通过前已讲过的乡约、宗族等实现的。由此可见，国家的统治正是由伦理的教化才渗入到社会基层，而儒学伦理教化因与封建政治本质的一致性而获得了统率地位的权力。在基层组织中，教化与统治融为一体，文化与政治合二为一，文化因政治而获强权，政治因文化而无所不至。[27]
参考文献：
[1]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吴晗、费孝通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9年版，第9页 。
[3]张仲礼著：《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l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1页。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七十一号）
《安徽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已经2006年6月29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安徽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公布，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6月29日
安徽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
（1997年12月19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6年6月29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文化经营和管理行为，保障文化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的下列文化经营活动适用本条例：
（一）营业性娱乐；
（二）营业性演出；
（三）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出租；
（四）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
（五）互联网文化产品经营；
（六）美术品经营；
（七）营业性艺术培训、艺术摄影摄像；
（八）文化经纪；
（九）营业性艺术展览、文艺比赛；
（十）依法应管理的其他文化经营活动。
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的批发、零售、出租，电影影片的发行、放映，国家允许的文物经营及其管理活动，按照有关法规执行。
第三条 文化经营活动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制定全省文化市场发展的总体规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依据全省文化市场发展总体规划，依法对本行政区域的文化经营单位进行合理布局，引导文化经营向产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鼓励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制定优惠政策，扶持、培育农村文化市场发展，促进农村文化市场繁荣。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在农村开展文化经营活动。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领导，保障文化市场管理工作所需经费。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辖区文化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并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的作用。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文化市场的主管部门，对文化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公安部门负责对文化经营场所的治安、消防安全和文化经营活动涉及的信息网络安全实施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文化经营单位登记注册等事项实施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无照经营活动。
新闻出版（版权）、电信、交通、卫生等行政部门依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文化市场的有关管理工作。
第八条 对文化市场进行依法管理和经营中取得显著成绩，以及检举、制止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文化行政等部门应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许可和备案
第九条 设立文化经营单位或者从事文化经营活动，应当依法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对符合条件的，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办理手续。
第十条 设立营业性娱乐场所经营单位，演出经纪机构，文艺表演团体，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单位，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必须依法经文化行政部门许可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领取营业执照后，娱乐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在15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公安部门备案；演出经纪机构和文艺表演团体应当在90日内到发证的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向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提出初审意见，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二条 举办营业性演出，应当依法向演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举办。
营业性演出经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售票。
营业性艺术展览、文艺比赛应当在活动举办5日前将展览、比赛的内容等有关资料报举办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审查。
第十三条 美术品经营单位、营业性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经纪机构以外的其他文化经纪单位、营业性艺术培训以及艺术摄影摄像单位，应当在领取营业执照后20日内持营业执照副本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音像制品出版、批发单位在本省举办音像制品订货会或者展销会，应当在举办5日前告知举办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
第十四条 个体演员、个体演出经纪人应当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20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法律、法规规定从事文化经营活动需办理消防安全、卫生等许可证件的，应当依法办理。
第三章 经 营
第十六条 开展文化经营活动应当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第十七条 禁止从事含有下列内容的文化经营活动：
（一）危害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社会稳定的；
（三）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
（四）泄露国家秘密的；
（五）宣扬淫秽、色情、赌博或者渲染暴力的；
（六）诽谤、侮辱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七）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八）宣扬邪教、迷信的；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内容。
第十八条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成年人，并在入口处设置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的显著标志。
设置电子游戏机的游艺娱乐场所，应当在入口处设置限制未成年人入内的显著标志，在非法定节假日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电子游戏。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对上网消费者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进行核对、登记；对于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设置电子游戏机的游艺娱乐场所的管理人员可以要求其出示有效证件。
第十九条 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和从事音像制品零售、出租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非音像出版单位出版的音像制品或者非音像复制单位复制的音像制品，不得经营未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进口的音像制品，不得经营侵犯他人著作权的音像制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托运、邮寄或者运输违法音像制品，不得存储用于经营的违法音像制品。
第二十条 营业性组台演出应当由演出经纪机构举办，但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在本单位经营的场所举办营业性组台演出除外。
港、澳、台及外国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个人来本省进行营业性演出，应当由演出经纪机构举办。文艺表演团体自行举办营业性演出，可以邀请港、澳、台或者外国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
邀请港、澳、台及外国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个人来本省进行营业性演出，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营业性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不得为未经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提供演出场地服务。
第二十二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对文化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依法实施的经营管理技术措施和安全技术措施，不得拒绝实施、中断运行、擅自修改或者变更。
第二十三条 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在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办理接入服务时，应当查验经营单位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对未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不得提供接入服务。
对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应当终止接入服务；对被责令停业整顿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应当暂停接入服务。
第二十四条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对互联网文化产品进行审查，保障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合法性。对含有本条例第十七条所列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应当停止提供，保存有关记录，并向省文化行政部门报告。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对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内容及时间、互联网地址或者域名，记录备份并保存60日。
第二十五条 美术品经营单位经营的美术品，应当有合法的来源证明。
美术品经营单位不得经营盗用他人名义的美术品。
第二十六条 从事营业性艺术培训，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学条件，有培训目标和方案，由取得相应资质或者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任教，保证培训质量。
第二十七条 从事营业性艺术摄影、摄像的，不得拍摄、制作色情、淫秽的照片或者录像制品，不得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
第二十八条 从事文化经纪活动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隐瞒与经纪活动有关的重要事项；
（二）签订虚假合同；
（三）采取胁迫、欺诈、贿赂和恶意串通等手段,促成交易；
（四）伪造、涂改、买卖各种商业交易文件和凭证；
（五）索取佣金以外的酬劳；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九条 文化经营许可证件，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转让。
第三十条 文化经营单位变更法定代表人、经营负责人、名称、经营场所、经营范围，或者对经营场所进行改建、扩建，改变用途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文化经营单位终止营业，应当向原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文化经营单位申请延续行政许可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原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原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注销。
第三十一条 文化经营单位应当维护经营场所的正常秩序，保持经营场所的卫生条件符合标准，保障经营场所的消防等安全设施能够正常使用。
营业性演出场所、营业性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经营单位应当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第三十二条 文化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备相关的法律、专业技术和安全知识。文化行政部门、公安部门或者文化经营行业协会应当做好培训指导和服务工作。
第三十三条 文化经营单位应当在核准的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并对经营和服务的项目明码标价。不得强迫、欺骗消费者接受服务、购买商品。
第三十四条 文化经营单位除依法缴纳税、费外，有权拒绝缴纳任何单位非法向其收取的费用。
第四章 管 理
第三十五条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法定权限内和上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依法委托的文化经营活动的审批工作。
第三十六条 对文化经营活动实施稽查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文化市场执法队伍，提高执法人员素质，规范执法行为。
文化市场执法机构依法对文化市场进行监督检查。执法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有关经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与经营活动有关的资料。
第三十七条 文化、新闻出版（版权）、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在查处文化经营违法行为时，应当相互配合。对文化经营单位作出吊销、注销或者撤销许可证件、营业执照等决定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通报相关部门和单位。
第三十八条 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在检查中发现违法音像制品，应依法予以扣留，并立即通知文化行政部门查处。
文化行政部门接到运输、存储违法音像制品的举报，需要公安等有关部门协助检查的，有关部门应予配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新闻出版（版权）行政部门根据各自管理职责，负责对涉嫌违法的音像制品进行鉴定。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文化经营和管理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文化、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举报。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处理，并为举报者保密。
第四十条 文化、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文化市场管理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法办理文化经营许可；
（二）对举报的文化经营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
（三）从事、参与或者变相从事、参与文化经营活动；
（四）违反规定收费或者违法实施行政处罚；
（五）挪用、私分收缴物品或者罚没款；
（六）故意刁难、报复经营者；
（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
（八）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支持、指导文化经营行业协会建设；文化经营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倡导诚信、守法经营，依法维护文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营业性演出未经批准擅自售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举办营业性艺术展览、文艺比赛内容未经审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营业性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未向文化行政部门备案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处1万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个体演员、个体演出经纪人未向文化行政部门备案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处5000元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按每接纳1名未成年人罚款2000元的标准处罚，但罚款总额最高不得超过15000元。第二次接纳未成年人，或者一次接纳3名以上未成年人的，除按上述规定罚款外，责令停业整顿，停业整顿时间不少于一个月；第三次接纳未成年人，或者一次接纳8名以上未成年人，或者在规定营业时间以外接纳未成年人的，除按上述规定罚款外，吊销许可证。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非音像出版单位出版、非音像复制单位复制或者未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进口的音像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没收违法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擅自停止文化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依法实施的经营管理技术措施和安全技术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对未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提供接入服务、对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或者被责令停业整顿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终止接入服务或者未暂停接入服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立即终止或者暂停接入服务，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提供含有本条例第十七条所禁止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的，由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提供，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处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九条 文化、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的，依法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张福坤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存在着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政治制度——绅士制度。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位居 “四民”之首，介乎于官民之间，他们具有人们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绅士阶层的崛起特殊、构成复杂、职能广泛、特权明显、社会影响深远，在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从绅士阶层的发展演变、制度来源以及属性、绅权自治以及与其他基层控制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分析，构成封建皇权统治的基础和重要保障的特色封建政治制度。
关键词： 绅士；绅士自治；自治职能；特权
中国绅士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或层面。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封建政权向乡土社会延伸的重要桥梁，高居于无数平民之上，支配民间社会经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的代言人；同时他们也是官僚的后备军，政府官吏均出自这一阶层。中国绅士不仅是封建文化的占有者，而且也是封建文化的传播者和输出者，在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费正清指出：“在过去1000年，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绅士这一特权阶层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是在封建皇权的统治下，为实现地方社会政治力量均衡发展、有效维护封建统治而作出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必然产物。
一、中国绅士的基本涵义及其发展演变概况
中国的绅士阶层是在明清时期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同一性的社会集团登上社会舞台的。它拥有“绅士”、“士绅”、“乡绅”等多种称谓，但关于绅士阶层的基本涵义却众说纷纭。早先的费孝通认为“绅士是退休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2]张仲礼先生认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获得的, 凡属上述身份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功名、学品和学衔都用以表明持该身份者的受教育背景。官职一般只授给那些其教育背景业经考试证明的人。”[3]绅士们获得这种身份后, 他们也非常注意炫耀权威而证明其特殊身份。 张仲礼先生则把“功名”身份作为绅士的标签，认为只要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可以取得功名就能跻身绅士行列。王先明先生则从社会结构的层次出发，认为绅士是与“官、农、工、商并列的项目”，是以科举功名为主体的具有封建身份的特定社会集团。[4]可见，学界对中国绅士基本涵义的界定颇有歧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绅士本身在社会生活及其在近代变迁中呈现出较为复杂多样的社会“形态”，很难对这个群体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和规范；另一方面也与学者选取的视角和界定的标准的不同有关。称谓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变迁，称谓本身及其所指范畴也会相应地改变。但不管怎样，从绅士的地位和职能的角度看，士绅在农村中的地位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难以动摇的，无论绅士在社会发展中怎样“改头换面”，绅士的官民“中介”的社会地位和职能则被传承和延续，这是贯穿整个绅士阶层的本质的、稳定性的东西。
绅士阶层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秩序的牢靠的社会基础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在整个历史运行轨迹上，绅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力量，只是在封建社会后期，才由昏暗的历史走向显亮的时代。[5]绅士力量的崛起既体现了封建社会文明的成熟，也体现了封建社会的进步。绅士力量的形成发展同贵族力量的下降消亡本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构成力量演化、替代的统一的历史过程。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家庭、宗族为本位的国家，有是一个以官僚为本位的专制集权国家。儒家文化将两个本位构成一个同构体。回顾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到这个同构体的官制经历了由血统选士到科举选士两个阶段。在商周宗法制度下，家国同构体是地缘的国家和血缘的宗族相结合的有序结构，形成一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宗法多元网络，实现对社会的层层控制。但是，在这种多元政治下，一旦王室衰弱，诸侯坐大，社会就会动乱。所以，秦灭六国改革旧制，要以中央集权取代宗法制下的多元政治，对血缘势力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予以限制。秦朝短暂灭亡足见旧势力之大。西汉的六国贵族、东汉的豪强地主、魏晋至隋唐的门阀士族等血缘势力对中央政权的稳定构成很大的威胁。于是有了隋唐科举制度的创新，自五代后取士不问家世。科举制对贵族力量的消亡和绅士阶层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隋唐开始、到明清时期成熟的科举取士制度则构成封建官僚体制的基础。由科举途径而获得的功名身份的终身制，使一批人沉淀下来，形成了一个有稳定的制度性来源的社会群体——士绅集团。[6]这个庞大的阶层是作为封建官僚队伍的后备力量(或日候补力量)而存在的，它源源不断地向官僚队伍输送人才，成为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基础，这种有效的流动机制也使得封建社会政治获得大致的平衡和稳定。同时，绅权是封建皇权在地方社会的延续，绅士制度的存在是出于维护和实现封建统治的现实需要，是控制地方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的一种需要。封建社会实行官员任职回避制，加之官员的数量是很有限、官员在一地的任期不长(一般为5年)、官员与广大民众的直接接触很少等原因，封建社会存在严重的“官治”不足问题，需要一种有效的地方力量——绅士阶层来弥补。“绅士者，立于官与民之中间，而为地方行政之一种补助机关也。绅士在专制国之地位，其重要性如此。”[7]绅士既可以充当官民之中介、弥补官治之不足，封建统治者利用政权的力量，赋予绅士以特权，笼络之、利用之，便成为一种必要，其来源制度化便成为一种必然。
二、中国绅士制度来源与属性
张仲礼先生把中国绅士分为上层集团和下层集团。这是按照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进行的划分。他说:“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划分的细节, 那就会发现整个绅士阶层可以按水平划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集团。”“根据这一划分,许多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 捐监生以及其他一些有较低功名的人都属于下层集团。上层集团则由学衔较高的以及拥有官职——但不论其是否有较高的学衔——的绅士组成。”同时, 张仲礼先生还根据绅士身份获得的途径分绅士为“正途”和“异途”两种。 这里,“正途”就是考试途径,“异途”则是捐纳途径。[8]王先明的叙说方法稍有不同, 他采用分类列举。他说:“近代社会常将‘绅界’与官界、学界、商界并称, 把它划分为最基本的社会集团。在清末户口统计项目中, 绅士也是同官、农、工、商并存的一项。但是, 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 绅士比之其它社会群体, 其内部构成则更为复杂一些。检阅近代官私文献资料, 我们发现所谓绅士者, 大约有以下几类成分：1、具有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者；2、由捐纳而获得‘身份’者；3、乡居退职官员；4、具有军功的退职人员；5、具有武科功名出身者。”他还强调：“显然, 以上五种出身并非绅士成分的全部, 但它却是基本的构成因素。”[9]赵秀玲则认为绅士由离退职官僚、暂居乡里的官僚、担任乡里组织的领袖者和定居乡里的自由职业者构成。[10]从以上可以看到绅士集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集团。它既是官民沟通的中介和桥梁，又有自己独立的活动空间。它主要以智力作为谋生的手段，而就职的范围又以功名和身份各异。做官是绅士的共同理想，但官职大多只向举人、进士等高级功名开放，而低级功名的绅士往往徘徊在官场之外。绅士享有国家的特权，只是上层绅士充分享有，而下层绅士只能部分享有。由此可见，绅士是一个由多层面黏结而成的聚合体，维系这个聚合体的链条就是科举造就的功名和身份，而捐纳、保举、军功等所获得的身份和职衔则犹如缠绕于主链条之上的彩带，使绅士群体变的五光十色，呈现出多级化和复杂化的群体趋势。
绅士的社会属性是绅士阶层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或阶级的显著特征。中国绅士阶层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具有独特的内在性格和外在表征。要弄清绅士的属性，就要把它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绅士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特殊的特权集团，人们很容易把它与封建社会的官僚和知识分子阶层等同在一起。实际上，虽然绅士确与他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他们之间又有内在不同。绅士包含了退职乡居的官僚，而官僚是指政府官吏，是有实际权位的执政者集团。绅士与知识分子都以知识为主体，但两者并不相同，绅士中通过捐纳、保举、军功出身的绅士并不具有知识特征。另外，从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看，绅士总体上是处于治者阶级地位的，但却不等同于地主阶级。两者划分标准本来就不同，划分阶级的标准是经济。地主阶级必须占有相当数量土地，以剥削农民为生，绅士之所以为绅士，并不是看其有无土地，而是以有无功名身份而定。绅士因贵而尊，地主因富而显。可见，绅士不是一个纯粹的封建等级，而是“一个处于封建官僚之下，平民之上的独特社会阶层，而且是一个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11]
三、绅士主导下的地方自治
传统政府职能或行政是为了保障王朝的安全、家天下的稳定。秦代以降的政治结构和功能都围绕这一点行政 ，至于其属于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社会保障、社会公平 、基础经济建设等主要职能则处于从属地位 ，只要不危及王朝的统治 ，政府是可以不过问的 ，而这些领域正是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所在。传统政府行政虽然从制度设计形式上实现了王朝的安全 ，但自秦汉以来 ，家天下统治并没有万世长存 ，改朝换代仍频频发生。只不过皇权的颠覆大多不是源于行政官员的反叛而是源于基层百姓的造反。传统政府也曾试图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如连坐、保甲等，但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因为基层社会被其锻造的特殊绅士阶层所控制，绅士的乡土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基层控制只能通过绅士才能发生作用。州县以下的广大的基层社会也正是绅士发挥作用的空间领域。在传统行政过程中，绅士虽然没有法律规定但实际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功名、学衔获得的 ，主要通过政府的科举考试取得的 ，其资格也是终身的。除了出仕做官外，许多绅士参与、协助地方官吏管理甚至控制基层社会 ，虽然政府明令禁止绅士涉及行政权力 ，但实际运作中大量参与行政。绅士担任幕僚是其参与行政的一种方式 ，上层绅士常常担任封疆大吏的幕僚 ，下层绅士一般成为知县的幕僚。知县是国家派来治理一县的唯一行政官吏 ，其治理一县数十万民众的确勉为其难。由于县令的俸禄有限 ，大量使用幕僚辅佐治理是行不通的 ，因为幕僚没有俸禄而由知县负担。依靠县级官吏治理数十万乡民的乡村社会非常困难 ，因而绅士直接控制乡村是其参与行政的主要方式。
四、绅士的自治职能及特权
（一）自治职能
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职责。有人曾说过：“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往下只到县一级官员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12]
首先，就绅士和官府关系看，它是官与民联系的桥梁和中介。[13]绅士可表率乡里，有钱有势有知有识，一向为官民所重视。绅士可上行下达，调节官民关系，如地方官让绅士代其向民宣谕讲解。处理政府和百姓之间的摩擦，清末时，华北泥井镇屠户拒绝交税，“由此屠户与收税人之间展开了持久的战争。当屠户罢市，集上无肉之时，当地绅士便出面干涉，最后达成协议。”[14]可见绅士在疏通政府与百姓的隔膜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当然，绅士有时候也作为民众利益的代表与官府斗争。保护百姓当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绅士常常作为地方利益保护人的身份出现，对政府采取一种对抗态度。如抵制官府对乡里随意征收赋税等经济盘剥。再如抗议地方官不恤民情，乾隆年间乡绅郎秀才率民冲击漠视乡里灾情的县官即是一例。[15]
其次绅士对发展乡里经济有重要职能。对乡里社会来说经济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绅士一直把乡里经济发展作为重大事情来抓。主要表现在督促生产、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管理工商等。清代不少绅士对水利建设非常重视，河南绅士吕游撰文坚决要求重修“故闸”，并自责曰：“前贤创之，后人不能守之者，邑绅士之过也。”[16]再次，绅士调节纠纷、处理疑难和诉讼案件等方面也发挥重要职能。有的案件老是难以解决，最后只能有绅士决断。据《澎湖厅志•风俗记》记载：“大小俗事，悉听乡老处分，偶有鼠牙雀角，投绅缙洽望之，评其曲直。”
第三，绅士在文化教育建设上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有的绅士直接做塾师，如清朝直隶清苑的举人王锡三就是一个颇有势力的塾师。[17]有的绅士重修重设社学、书院，重视乡里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明代李升问和李待问兄弟就是代表。有的绅士还举行文会，对乡里百姓进行文化教育。另外，绅士对于修纂地方志非常热心，可以说许多地方志是在绅士的领导和参与下完成的。
第四，公共福利方面，由于公共福利的政府资金有限，州县官必须依靠绅士的支持。通常程序是，政府设立一个董事会，并指定绅士做会长，募集和管理官绅百姓捐献的资金。而且绅士通常会受州县官的委托，领导监督慈善机构的经营。许多官员认为，由绅士主管的公共福利事业其效率比书吏管理高的多，而其成本却低的多。在发生饥荒或洪水灾害时，绅士不仅募捐赈灾资金，而且直接操办救济事务。大量的义仓是由绅士经营的。[18]第五，维护乡里社会的政治安宁，组建地方民团。绅士在组建地方民团以保卫其身家财产所系的家乡的过程中，总是扮演领导角色。作为一个特权阶层，他们渴望维持现状，抵制任何可能危害既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地方防务，这种需要强有力的权威和财务支持的任务就自然落到绅士的肩上。历史上明末绅士为抗击满族入侵曾组织地方自卫。清朝尤其太平天国期间，由于常规军队的崩溃，政府鼓励绅士组建民团。[19]
（二）绅士的特权
绅士在实现其自治职能的同时也并不是没有报酬的，他们不仅在政治文化上享有特权而且享有十分重要的经济特权。这些特权可以说是作为其参加地方管理、控制基层社会 、治理百姓的酬劳 ，实与行政官吏无异 ，属于不同于平民百姓的封建特权阶层。这些特权和功名是王朝给予的也是可以随时收回的 ，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控制绅士和绅士乡村“自治”。绅士的特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经济上的赋税和徭役优免权和法外特权。绅士阶层享有封建等级制度赋予的经济特权。明清时期，绅士(甚至其部分家族成员)都可以免纳丁税、徭役。明洪武年问，规定现任官员、退职官员、官员死后其家皆可免役。国子监监生免役，府、州、县学生本身免役、户内亦优免三丁役。其他一切杂色差役，也在优免之列。清代亦明文规定，不得指派文武生员服官徭或各种杂役旧。[20]同时，绅士还有一定赋税的优免权。而且，在等级身份的庇护下，绅士还常常以拖欠或转嫁于平民等手段，少纳或不纳田赋，享有某种意义上的“法外”特权。
2、政治上的特殊权力和法律上的特别保障权。绅士具有在政治、法律上高于平民的种种特权。封建统治者利用成文法或不成文法，如律例、谕旨、成例等规定绅士在法律上的特权地位。如果绅士犯轻罪，他不会上刑。而且，对绅士犯法有减罪的规定，与官员犯法者一样。法律还特别保护绅士免受平民百姓的冒犯，如有冒犯，法律将予以严惩。大清法律规定“吏卒骂举人比照骂六品以下长官律杖七十”，而若骂的是一普通人，仅鞭责十下。对绅士的惩
罚，一般是比照官吏进行的。绅士直接涉讼，本人可不必亲自听审，可派其仆人到庭，与现职官员同一待遇。[21]清政府有“待绅士”的规定，要求地方官员每到一任要先行拜会地方有名望的绅士，平日亦要经常接见绅士。绅士则享有特殊的“见官权”，可自由见官，具有同官府交往的某种特殊地位。种种规定，从制度上保障了绅士权力的合法性。
3、文化和礼俗上的特殊地位。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身份社会，文化和礼俗上的优越性亦可保证绅士的特殊地位。在一本知县必读手册中，明确要求知县要适当对待绅士：“为政不得得罪于巨室，交以道，接以礼，周不可权势相加。”同时，还要求新任知县必须了解该地“恬退隐逸向时礼数褒异者几人，乡宦见任几人，致仕几人，举人贡监生员若干，其接见常规如何……”。[22]这保证了绅士在文化礼俗上的独尊地位。清政府赋予绅士以特权地位，还在各种外显的礼仪上体现出来，如绅士在拜见地方官时，可免去一切平民所必需的限制和礼仪；一般平民要称呼绅士为“老爷”；只有绅士才有可能出席一些庄重的典礼场合，如文庙的官方典礼、家族的熏要祭礼活动等，并被视为一种荣誉。甚至绅士所穿的服饰也而区别于平民，体现出鲜明的等级色彩。这些无疑也是绅士权力 (或称为“权威”‘)和威望的重要来源。
五、绅士自治与其他基层社会控制形式（宗族、乡约）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宗法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组织是封建王朝不可或缺的基层组织和赖以维系的支柱，由家族制度产生的族权是仅次于封建政权的巨大权力系统。千百年来宗法制也在承继中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清代已经发展成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同姓聚落体的主要控制形式。村落作为乡村社区的基本聚落形式本是一种地缘的组合，但是，汉文化独特的格局和传统自有复杂的生成机制，而其中关键之一是氏族解体不充分，血缘纽带在几千年的古史乃至于近代史中一直纠缠不休，……以父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的家庭、家族却延续数千年之久，构成社会的基础单位。[23]清朝农民也大多是聚族而居，以血缘和地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宗族社会群体，是乡村社会群体中的重要部分。它所拥有的强固的内部凝聚力，是其他社会群体所无法比拟的。自明朝废除关于建祠和追祭的世代限制后，庶民皆有权建置祠庙，以至一村镇中几乎所有农民都被纳入一个族姓的宗祠。在宗族组织系统中，惟有族长才是这一社会群体的集中代表：支持祭祀；支持族人的日常生活，如婚丧嫁娶、分家、立嗣、财产继承、调节纠纷等；支持制定宗法族规，并对族人触犯族规者予以制裁；代表宗族对外交涉。无疑，宗族群体具有着属于自身特征的社会控制系统，实现社会控制。
“乡约”也是乡村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有乡约所聚合起来的社会组织，是一种强调传统伦理的地缘性互助组织，以原始民主形式来规范、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乡约”这种民间控制组织源于宋代，主旨是：“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书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浚者绝之。”[24]清朝统治者也十分注重“乡约”的控制作用，屡颁圣谕普及推广于乡村社会。到康熙十八年，由大臣奏进名曰《乡约全书》刊版分发，使乡约组织纳入了官方教化训俗的职能。直到民国初年，在乡村社会中仍保留着“乡约”的社会控制形式，如山西乡村的《公议禁约》。
在宗族、乡约系统中，绅士阶层则处于绝对的控制主体地位。宗族系统的族长职位便突出了绅士阶层的地位。宗族以德、爵、功作为从祀标准，把有功名的读书人，有官品的族人以及对宗族有贡献的生员，生前作为宗祠的主人，死后作为崇祀的对象。绅士的身份与灵魂都在族人的崇敬中获得了权威的意义。因而，“族正以贵贵为主，先进士、次举贡生监；贵同则长长，长同则序齿。无贵者或长长，或贤贤。族约以贤贤为主，皆由合族公举”。[25]一般说来，作为宗族经济命脉的族田是由绅士所控制的。在宗族祠堂的主持和管理上也主要或首先是由绅士担任的。显然，宗族是以绅士为首的组织。乡约在明朝中叶社会危机出现后才大规模兴起。其目的在于弥补官方基层组织对社会控制的不足。明朝乡约的约正、约副由乡民选举本约之内的德高望重者为之，绅士只要负责选拔一些生员负责对约正、约副进行培训，很少直接担任约正、约副。
结语
绅士自治并非脱离国家权力控制的具有西方特性的自治组织。传统绅士在地方上的公领域活动受到国家权力的监督和控制，并未实现自治。只不过政府行政在于集中力量保障王朝统治的安全 ，基层社会控制留给了绅士。近代绅士地方“自治”的性质因国家权力削弱、政府职能萎缩发生了一定变化而具有某种现代性。国家行政干预削弱并不等于国家在基层控制方面无所作为。绅士的基层控制在威胁王朝江山方面并不显现 ，反而暂时有利于矛盾的缓和、社会的安定 。绅士阶层以高居主导地位的优势将上层精英的伦理价值观念渗透进世俗生活，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推向下层民众，所以这个过程又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结果。[26]绅士化民成俗历来是朝廷对绅士阶层的要求。绅士凭借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获得对礼的解释权，在以礼化俗的过程中，绅士又获得了对社会伦理秩序的支配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为特色的传统社会里，绅士对社会伦理秩序的支配权实际上就是对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权。明清时期绅士化俗的途径主要通过前已讲过的乡约、宗族等实现的。由此可见，国家的统治正是由伦理的教化才渗入到社会基层，而儒学伦理教化因与封建政治本质的一致性而获得了统率地位的权力。在基层组织中，教化与统治融为一体，文化与政治合二为一，文化因政治而获强权，政治因文化而无所不至。[27]
参考文献：
[1]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吴晗、费孝通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9年版，第9页 。
[3]张仲礼著：《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l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1页。
安徽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七十一号）
《安徽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已经2006年6月29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安徽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公布，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6月29日
安徽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
（1997年12月19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6年6月29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文化经营和管理行为，保障文化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的下列文化经营活动适用本条例：
（一）营业性娱乐；
（二）营业性演出；
（三）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出租；
（四）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
（五）互联网文化产品经营；
（六）美术品经营；
（七）营业性艺术培训、艺术摄影摄像；
（八）文化经纪；
（九）营业性艺术展览、文艺比赛；
（十）依法应管理的其他文化经营活动。
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的批发、零售、出租，电影影片的发行、放映，国家允许的文物经营及其管理活动，按照有关法规执行。
第三条 文化经营活动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制定全省文化市场发展的总体规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依据全省文化市场发展总体规划，依法对本行政区域的文化经营单位进行合理布局，引导文化经营向产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鼓励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制定优惠政策，扶持、培育农村文化市场发展，促进农村文化市场繁荣。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在农村开展文化经营活动。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领导，保障文化市场管理工作所需经费。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辖区文化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并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的作用。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文化市场的主管部门，对文化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公安部门负责对文化经营场所的治安、消防安全和文化经营活动涉及的信息网络安全实施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文化经营单位登记注册等事项实施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无照经营活动。
新闻出版（版权）、电信、交通、卫生等行政部门依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文化市场的有关管理工作。
第八条 对文化市场进行依法管理和经营中取得显著成绩，以及检举、制止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文化行政等部门应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许可和备案
第九条 设立文化经营单位或者从事文化经营活动，应当依法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对符合条件的，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办理手续。
第十条 设立营业性娱乐场所经营单位，演出经纪机构，文艺表演团体，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单位，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必须依法经文化行政部门许可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领取营业执照后，娱乐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在15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公安部门备案；演出经纪机构和文艺表演团体应当在90日内到发证的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向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提出初审意见，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二条 举办营业性演出，应当依法向演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举办。
营业性演出经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售票。
营业性艺术展览、文艺比赛应当在活动举办5日前将展览、比赛的内容等有关资料报举办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审查。
第十三条 美术品经营单位、营业性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经纪机构以外的其他文化经纪单位、营业性艺术培训以及艺术摄影摄像单位，应当在领取营业执照后20日内持营业执照副本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音像制品出版、批发单位在本省举办音像制品订货会或者展销会，应当在举办5日前告知举办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
第十四条 个体演员、个体演出经纪人应当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20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法律、法规规定从事文化经营活动需办理消防安全、卫生等许可证件的，应当依法办理。
第三章 经 营
第十六条 开展文化经营活动应当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第十七条 禁止从事含有下列内容的文化经营活动：
（一）危害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社会稳定的；
（三）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
（四）泄露国家秘密的；
（五）宣扬淫秽、色情、赌博或者渲染暴力的；
（六）诽谤、侮辱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七）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八）宣扬邪教、迷信的；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内容。
第十八条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成年人，并在入口处设置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的显著标志。
设置电子游戏机的游艺娱乐场所，应当在入口处设置限制未成年人入内的显著标志，在非法定节假日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电子游戏。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对上网消费者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进行核对、登记；对于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设置电子游戏机的游艺娱乐场所的管理人员可以要求其出示有效证件。
第十九条 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和从事音像制品零售、出租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非音像出版单位出版的音像制品或者非音像复制单位复制的音像制品，不得经营未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进口的音像制品，不得经营侵犯他人著作权的音像制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托运、邮寄或者运输违法音像制品，不得存储用于经营的违法音像制品。
第二十条 营业性组台演出应当由演出经纪机构举办，但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在本单位经营的场所举办营业性组台演出除外。
港、澳、台及外国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个人来本省进行营业性演出，应当由演出经纪机构举办。文艺表演团体自行举办营业性演出，可以邀请港、澳、台或者外国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
邀请港、澳、台及外国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个人来本省进行营业性演出，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营业性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不得为未经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提供演出场地服务。
第二十二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对文化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依法实施的经营管理技术措施和安全技术措施，不得拒绝实施、中断运行、擅自修改或者变更。
第二十三条 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在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办理接入服务时，应当查验经营单位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对未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不得提供接入服务。
对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应当终止接入服务；对被责令停业整顿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应当暂停接入服务。
第二十四条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对互联网文化产品进行审查，保障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合法性。对含有本条例第十七条所列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应当停止提供，保存有关记录，并向省文化行政部门报告。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对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内容及时间、互联网地址或者域名，记录备份并保存60日。
第二十五条 美术品经营单位经营的美术品，应当有合法的来源证明。
美术品经营单位不得经营盗用他人名义的美术品。
第二十六条 从事营业性艺术培训，应当具备相应的教学条件，有培训目标和方案，由取得相应资质或者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任教，保证培训质量。
第二十七条 从事营业性艺术摄影、摄像的，不得拍摄、制作色情、淫秽的照片或者录像制品，不得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
第二十八条 从事文化经纪活动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隐瞒与经纪活动有关的重要事项；
（二）签订虚假合同；
（三）采取胁迫、欺诈、贿赂和恶意串通等手段,促成交易；
（四）伪造、涂改、买卖各种商业交易文件和凭证；
（五）索取佣金以外的酬劳；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九条 文化经营许可证件，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转让。
第三十条 文化经营单位变更法定代表人、经营负责人、名称、经营场所、经营范围，或者对经营场所进行改建、扩建，改变用途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文化经营单位终止营业，应当向原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文化经营单位申请延续行政许可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原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原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注销。
第三十一条 文化经营单位应当维护经营场所的正常秩序，保持经营场所的卫生条件符合标准，保障经营场所的消防等安全设施能够正常使用。
营业性演出场所、营业性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经营单位应当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第三十二条 文化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备相关的法律、专业技术和安全知识。文化行政部门、公安部门或者文化经营行业协会应当做好培训指导和服务工作。
第三十三条 文化经营单位应当在核准的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并对经营和服务的项目明码标价。不得强迫、欺骗消费者接受服务、购买商品。
第三十四条 文化经营单位除依法缴纳税、费外，有权拒绝缴纳任何单位非法向其收取的费用。
第四章 管 理
第三十五条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法定权限内和上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依法委托的文化经营活动的审批工作。
第三十六条 对文化经营活动实施稽查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文化市场执法队伍，提高执法人员素质，规范执法行为。
文化市场执法机构依法对文化市场进行监督检查。执法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有关经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与经营活动有关的资料。
第三十七条 文化、新闻出版（版权）、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在查处文化经营违法行为时，应当相互配合。对文化经营单位作出吊销、注销或者撤销许可证件、营业执照等决定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通报相关部门和单位。
第三十八条 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在检查中发现违法音像制品，应依法予以扣留，并立即通知文化行政部门查处。
文化行政部门接到运输、存储违法音像制品的举报，需要公安等有关部门协助检查的，有关部门应予配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新闻出版（版权）行政部门根据各自管理职责，负责对涉嫌违法的音像制品进行鉴定。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文化经营和管理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文化、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举报。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处理，并为举报者保密。
第四十条 文化、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文化市场管理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法办理文化经营许可；
（二）对举报的文化经营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
（三）从事、参与或者变相从事、参与文化经营活动；
（四）违反规定收费或者违法实施行政处罚；
（五）挪用、私分收缴物品或者罚没款；
（六）故意刁难、报复经营者；
（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
（八）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支持、指导文化经营行业协会建设；文化经营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倡导诚信、守法经营，依法维护文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营业性演出未经批准擅自售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举办营业性艺术展览、文艺比赛内容未经审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营业性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未向文化行政部门备案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处1万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个体演员、个体演出经纪人未向文化行政部门备案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处5000元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按每接纳1名未成年人罚款2000元的标准处罚，但罚款总额最高不得超过15000元。第二次接纳未成年人，或者一次接纳3名以上未成年人的，除按上述规定罚款外，责令停业整顿，停业整顿时间不少于一个月；第三次接纳未成年人，或者一次接纳8名以上未成年人，或者在规定营业时间以外接纳未成年人的，除按上述规定罚款外，吊销许可证。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非音像出版单位出版、非音像复制单位复制或者未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进口的音像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没收违法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擅自停止文化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依法实施的经营管理技术措施和安全技术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对未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提供接入服务、对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或者被责令停业整顿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终止接入服务或者未暂停接入服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立即终止或者暂停接入服务，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提供含有本条例第十七条所禁止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的，由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提供，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处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九条 文化、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的，依法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