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外来员工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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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酒泉市人民政府


酒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酒泉市物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酒政发〔2007〕8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中央、省属驻酒各单位：
　　《酒泉市物业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酒泉市物业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物业使用人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合法权益，推动物业管理工作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甘肃省《物业管理暂行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物业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新建住宅区和配套设施比较齐全的原有住宅区，应当实行物业管理。
　　配套设施不全的原有住宅区，由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公有住房出售单位筹措资金，组织整治，逐步创造条件，实行物业管理。
　　配套设施比较齐全的大厦、工业区等其他物业，推行物业管理。
　　第三条　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物业管理活动的统一监督管理。其监督管理职责主要包括：⑴制定和落实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制度的具体办法；⑵配合市价格主管部门监督物业服务收费；⑶会同市财政部门制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取、使用和管理的办法；⑷依照管理权限对物业管理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⑸负责物业管理人员的执业资格培训；⑹对县、市（区）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指导；⑺县、市（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法进行复议。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其监督管理职责主要包括：⑴指导业主成立业主大会；⑵撤销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作出的违反法律法规的决定或者责令其限期改正；⑶批准符合条件的建设单位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⑷配合价格主管部门监督物业服务收费；⑸接受物业管理企业、建设单位、业主委员会有关物业管理活动的登记备案；⑹会同财政部门负责指导、协调、监督、管理物业管理区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其使用执行情况；⑺处理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投诉；⑻依照管理权限，对物业管理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规划、财政、物价、国土、民政、公安、工商、税务、城市监察、园林绿化、市政、环卫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实施本办法。
　　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组织业主成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并监督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协调业主与业主、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矛盾纠纷。
　　第四条　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扶持物业管理行业发展，物业管理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第二章　物业管理区域

　　第五条　物业管理区域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会同民政、街道、社区等部门，在充分考虑物业的共用设施设备、建筑物规模、社区建设等因素的基础上，遵循方便工作和生活，有利于社区建设和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服务水平的原则划分确定。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确定为一个物业管理区域：
　　1、属于独立封闭式小区的；
　　2、处于同一街区或位置相邻的；
　　3、配套设施设备可以共享的；
　　4、商贸、办公、医院、学校、工厂、仓储等非住宅物业及单幢商住楼宇具有独立共用设施设备，并能够封闭管理的；
　　5、其它可以整治成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的；
　　根据前款第2、3、4项确定的物业管理区域，建筑物规模一般不小于3万平方米。
　　物业管理区域划分后，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告。
　　第七条　市及县、市（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物业管理区域档案。档案资料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1、物业管理区域的范围、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
　　2、共用设施设备情况；
　　3、建设单位、产权单位；
　　4、业主总户数、居住人口、产权构成比例；
　　5、物业管理企业名称、管理时间。

　　第三章　业主、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

　　第八条　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业主。
　　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1、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2、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3、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接受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的服务；
　　4、提议召开业主大会会议，并就物业管理的有关事项提出建议；
　　5、提出制定和修改业主公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建议；
　　6、参加业主大会会议，行使投票权；
　　7、选举业主委员会委员，并享有被选举权；
　　8、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
　　9、监督物业管理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10、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11、监督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1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九条　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
　　1、遵守业主公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2、遵守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3、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和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4、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
　　5、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用；
　　6、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不履行义务。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条　居住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房使用人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形成物业服务合同关系的，该公房使用人的权利义务等同于业主。
　　第十一条　业主大会由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只能成立一个业主大会。业主大会自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召开之日起成立。
　　第十二条　业主大会履行下列职责：
　　1、制定、修改业主公约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2、选举、更换业主委员会委员，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
　　3、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4、选聘、解聘物业管理企业；
　　5、决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续筹方案，并监督实施；
　　6、制定、修改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7、法律、法规或者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其他有关物业管理的职责。
　　第十三条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应当就业主大会的议事方式、表决程序、业主投票权确定办法、业主委员会的组成和委员任期等事项依法作出约定。
　　第十四条　业主公约应当参照建设部制定的《业主公约》示范文本，对有关物业的使用、维护、管理，业主的共同利益，业主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公约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事项依法作出约定。
　　业主公约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
　　第十五条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已交付业主使用的房屋建筑面积达到50%以上，或者达到30%以上不足50%，但首个房屋单元出售并实际交付使用已满两年的，必须召开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
　　符合前款规定的，建设单位应当书面报告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并提供业主清册、物业建筑面积、物业出售并交付使用时间等文件资料；建设单位未及时书面报告的，业主可以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成立业主大会的书面要求。
　　第十六条　首次业主大会由建设单位牵头，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指导，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组织，成立由业主代表、建设单位及街道办事处组成的业主大会筹备组，按照法定程序组织召开。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在首次业主大会筹备组成立15日内，应当以书面形式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告。
　　第十七条　对历史原因形成原有住宅小区，首次业主大会由街道社区牵头成立筹备组，负责筹备召开业主大会。
　　第十八条　只有一个业主，或者业主人数少于50人，且经全体业主一致同意，决定不成立业主大会的，由业主共同履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职责。
　　业主人数在50人以上（含50人）100人以下的，由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
　　业主人数在100人以上（含100人）的，可按幢、单元、楼层等为单位推举业主代表参加业主大会，业主代表一般不得少于30人。
　　第十九条　住宅物业业主在首次业主大会会议上的投票权，按套计算，每套一票。非住宅物业业主的投票权按物业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为一个投票权数；不足100平方米但有单独房屋产权证的，以100平方米计；100平方米以上的，以100平方米为一个单位四舍五入计算。单个业主所持的投票权数最高不能超过全部投票权数的30%。产权共有的，由共有人协商行使投票权。
　　业主代表参加业主大会的投票权数为其代表的业主所拥有的投票权数之和。
　　第二十条　业主大会作出决定，必须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业主大会作出改建和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和续筹方案的决定，必须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2/3以上的业主同意。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消。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及时公告。
　　第二十一条　业主大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业主大会定期会议应当按照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召开。经20％以上的业主提议，业主委员会应当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临时会议。
　　按照建设部《业主大会规程》第十二条规定，发生应当召开业主大会临时会议的情况，业主委员会不履行组织召开会议的职责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业主委员会限期召开。
　　第二十二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在业主大会会议召开15日前将会议通知及有关材料以书面形式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告。
　　住宅小区的业主大会会议，应当同时告知相关的社区居委会。
　　业主委员会应当做好业主大会会议记录。
　　第二十三条　业主大会召开时间按规定公布后，业主因故不能参加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参加；业主代表因故不能参加的，其所代表的业主可以重新选举一名业主代表参加；未书面委托他人和另外推选业主代表参加的，视为弃权，但必须服从业主大会的决定。
　　第二十四条　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1、召集业主大会会议，报告物业管理的实施情况；
　　2、代表业主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3、及时了解业主、物业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和协助物业管理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4、监督业主公约的实施；
　　5、管理和监督物业管理区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其使用执行情况；
　　6、纠正业主、物业使用人有碍居住区物业管理的不良行为；
　　7、业主大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五条　业主委员会的组成一般为5人以上的单数，具体人数由业主大会确定，其成员不得在为本物业管理区域内提供管理服务的物业企业中任职，或从事相关利益的经营活动。业主委员会的任期一般为3年，可以连选连任。
　　第二十六条　业主委员会委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本物业管理区域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业主；
　　2、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3、遵守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业主公约，模范履行业主义务；
　　4、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强，公正廉洁，具有社会公信力；
　　5、具有一定组织能力；
　　6、具备必要的工作时间。
　　第二十七条　业主委员会由首次业主大会从候选人名单中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的候选人产生办法及名单由筹备组决定，并在业主大会会议召开前在小区内公示15天以上。
　　第二十八条　分期建设的住宅小区，首个组团入住率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但业主委员会成员不超过5人，以后每期建成入住后再增选2名业主委员会成员，直至本届业主委员会届满重新选举。
　　第二十九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3日内召开首次业主委员会会议，推选产生业主委员会主任1人，副主任1-2人。
　　第三十条　提倡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与业主委员会委员交叉任职。
　　选举出的业主委员会委员经合法程序可在社区居委会中担任主任、副主任或委员，社区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是业主的，可以按程序参加业主委员会的选举。
　　第三十一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换届、改选等之日起30日内，将业主委员会有关资料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告知物业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
　　业主委员会备案资料包括：
　　①业主大会决定；
　　②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③业主公约；
　　④业主委员会备案表、业主委员会委员名单及其它相关资料。
　　前款规定的业主委员会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30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二条　经1/3以上业主委员会委员提议或者业主委员会主任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及时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业主委员会会议应当作书面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委员签字后存档。
　　第三十三条　业主委员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委员出席，做出决定必须经全体委员人数半数以上同意。
　　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及时公告。业主委员会召开会议时，可以邀请当地有关政府部门、街道、社区、居委会成员列席参加，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
　　第三十四条　业主委员会任期届满2个月前，应在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和监督下由原业主委员会牵头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会议进行换届选举。原业主委员会应当在其任期届满之日起10日内，将其保管的档案资料、印章及其他属于业主大会所有的财物移交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做好交接手续。
　　任期届满，原业主委员会无法牵头进行换届选举的，所在街道办事处应当牵头召开业主大会会议进行换届选举。
　　第三十五条　业主委员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业主大会会议通过，其业主委员会委员资格终止：
　　1、因物业转让、灭失等原因不再是业主的；
　　2、无故缺席业主委员会会议连续三次以上的；
　　3、因疾病等原因丧失履行职责能力的；
　　4、有犯罪行为的；
　　5、以书面形式向业主大会提出辞呈的；
　　6、拒不履行业主义务的；
　　7、其他原因不宜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的。
　　第三十六条　业主委员会委员资格终止的，应当自终止之日起3日内将其保管的档案资料、印章及其他属于业主大会所有的财物移交给业主委员会。
　　第三十七条　因物业管理区域发生变更等原因导致业主大会解散的，在解散前，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在市或县、市（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的指导监督下，做好业主共同财产清算工作。
　　第三十八条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不得作出与物业管理无关的决定，不得从事与物业管理无关的活动。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的，物业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并通告全体业主。
　　第三十九条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音、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赔偿损失。业主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条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配合公安机关，与居民委员会相互协作，共同做好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等相关工作。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相关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责，支持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
　　住宅小区的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应当告知相关的居民委员会，并听取居民委员会的建议。
　　第四十一条　首次业主大会的工作经费由建设单位或原产权单位承担。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开展工作的经费由全体业主承担；经费的筹集、管理、使用由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规定。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的使用情况每年以书面形式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告，接受业主的监督和质询。
　　第四十二条　选举出的业主委员会经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凭备案表刻制印章。
　　业主委员会违反印章使用管理规定的，由责任人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章　物业管理企业

　　第四十三条　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并持有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物业管理资质证书》和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方可接受物业管理委托。
　　第四十四条　从事物业管理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第四十五条　新设立的物业管理企业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文件向工商注册所在地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资质，取得资质后应及时到工商部门登记备案，并按资质等级从事物业管理活动。
　　第四十六条　企业发生分立、合并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30日内，到原资质审批部门申请办理资质证书注销手续，并重新核定资质等级。
　　第四十七条　企业的名称、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办理变更手续后30日内，到原资质审批部门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第四十八条　企业破产、歇业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业务活动的，应当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手续后15日内，到原资质审批部门办理资质证书注销手续。
　　第四十九条　物业管理企业申请核定资质等级，在申请之日前一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资质审批部门不予批准：
　　1、聘用未取得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
　　2、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业务一并委托给他人的；
　　3、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的；
　　4、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用途的；
　　5、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
　　6、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
　　7、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8、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不按规定移交物业管理用房和有关资料的；
　　9、与物业管理招标人或者其他物业管理投标人相互串通，以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的；
　　10、不履行物业服务合同，业主投诉较多，经查证属实的；
　　11、超越资质等级承接物业管理业务的；
　　12、出租、出借、转让资质证书的；
　　13、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
　　第五十条　物业管理企业资质实行年检制度。
　　资质年检由资质审批部门按照建设部《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和甘肃省有关规定实施。

　　第五章　物业配套设施设备

　　第五十一条　规划、设计新建住宅小区时，应当按照不低于开发建设住宅总建筑面积的3‰确定物业管理用房，但最低不能低于40平方米。物业管理用房应为地面以上，具备使用功能。
　　物业管理用房包括物业企业办公用房、监控室、业主委员会办公用房。
　　门房、安勤人员值班用房按照小区规划配套建设。
　　小区设计规模在300户以上的，应当按照总建筑面积、楼群分布等因素合理安装技防设施。小区设计规模在1000户以上的，还应当配备专用的警务室和社区居委会机构用房。
　　第五十二条　公有住房由出售单位按照以上的比例提供物业管理用房。
　　第五十三条　物业管理用房、门房、安勤人员值班用房或警务室、社区机构用房费用计入成本，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在物业竣工验收合格30日内，无偿移交物业管理企业或相关部门使用。
　　第五十四条　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
　　第五十五条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共有部分的维修。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公布。
　　第五十六条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分摊、收益分配等事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业主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的比例确定。
　　第五十七条　建设单位不得单独转让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和占用共用场地进行经营性活动的，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业主大会、物业管理企业的同意后，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所提收益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第五十八条　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停车位不得转让给物业管理区域外的单位、个人；停车位有空余的，经业主委员会同意后，可以临时出租给物业管理区域外的单位、个人。所得收益按前条规定使用。
　　第五十九条　占用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应当有偿提供给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使用人使用。停车位出租或有偿提供收取的费用只含停车占用费（场地、道路占用费），不含车辆看管费。停车占用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按照补偿合理经营成本、依法纳税、保本缴得的原则核定。
　　第六十条　规划部门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小区物业配套设施的规划，确保公共配套设施的设计符合规划要求，并在小区建设过程中严格监督，落实规划设计方案。
　　第六十一条　物业管理企业承接物业时，应当对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查验。

　　第六章　前期物业管理

　　第六十二条　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业主大会选聘物业管理企业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招标、投标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进行前期物业管理。
　　投标人少于3个或者房屋建筑面积少于3万平方米（包括同一建设项目内非住宅的房屋建筑面积），经物业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
　　招投标活动按照建设部《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实施。
　　第六十三条　建设单位选聘物业管理企业实施前期物业管理，应当签订书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参照建设部制定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六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销（预）售物业之前，参照建设部制定的示范文本制定业主临时公约，对有关物业的使用、维护、管理，业主的共同利益，业主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公约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事项依法作出约定。
　　建设单位制定的业主临时公约，不得侵害物业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十五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销售前将业主临时公约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向物业买受人明示，并予以说明。
　　物业买受人在与建设单位签订物业买卖合同时，应当对遵守业主临时公约和履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予以书面承诺。
　　第六十六条　建设单位与物业买受人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当包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内容，并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业主临时公约及物业买受人的书面承诺作为合同附件。
　　第六十七条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可以约定期限；但是，期限未满、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
　　第六十八条　建设单位或前期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在业主大会选聘物业管理企业后，在业主委员会的监督下，办理资料、设施设备、物业共用部位及其他应管事项的物业管理移交验收手续。
　　第六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办理住宅商品房预售许可手续时，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审查物业管理方案的落实情况。物业管理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1、物业管理企业的《营业热照》、《资质证书》复印件；
　　2、县、市（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前期物业管理项目招投标备案表》或关于同意采取协议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的批准文件；
　　3、建设单位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4、建设单位制定的《业主临时公约》文本。
　　建设单位不按照规定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实施前期物业管理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第七十条　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定组织项目综合验收。分期建设的项目，其配套设施满足使用功能要求的，经分期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单位不得交付使用，产权管理部门不得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建设单位应当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项目综合验收报告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十一条　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保修期和保修范围，承担住宅保修责任。保修期限和范围内产生的维修、保养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保修期限和范围外产生的维修、保养费用，由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承担。

　　第七章　物业管理服务

　　第七十二条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由一个物业管理企业实施物业管理。
　　第七十三条　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
　　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服务质量、服务费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物业管理用房、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
　　第七十四条　物业管理企业可以将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专项服务业务委托给专业性服务企业，但不得将该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
　　第七十五条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企业的，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应当做好交接工作。
　　物业管理企业要求提前解除物业合同，应提前两个月告知业主委员会，按规定做好各项移交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
　　业主大会决定解聘物业管理企业，业主委员会应当提前30天通知物业管理企业。
　　第七十六条　普通商品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级别管理，物业服务等级标准、基准价及浮动幅度，由市及县、市（区）物价、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省上的有关规定制定。
　　普通商品住宅小区以外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物业管理服务费按月收取，经业主同意，也可按季或年度收取。
　　第七十七条　业主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业主与物业使用人约定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从其约定，业主负连带交纳责任。
　　第七十八条　纳入物业管理范围的已竣工但尚未出售，或者因开发建设单位原因未按时交给物业买受人的物业，物业服务费用或者物业服务资金由开发建设单位全额交纳。
　　已交付给物业买受人的物业，物业服务费用自物业交付次月起计收。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未入住的或入住后不使用期连续超过三个月的房屋，经物业管理企业登记确认后，从第四个月开始，其物业服务费用按收费标准的70%交纳。
　　第七十九条　物业服务费用的构成包括物业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利润，具体包括：
　　1、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费和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用；
　　2、物业共用部分、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费用；
　　3、物业管理区域清洁卫生费用；
　　4、物业管理区域绿化养护费用；
　　5、物业管理区域秩序维护费用；
　　6、办公费用；
　　7、物业管理企业固定资产折旧；
　　8、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
　　9、法定税费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利润；
　　10、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其他费用。
　　第八十条　物业管理企业收费应当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物业服务收费明码标价规定》（发改价格[2004]1428号）实行明码标价。
　　第八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物业服务收费的监督。
　　第八十二条　新建住宅小区，建设单位应当向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单位申请一户一表，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收费到户。
　　物业管理企业接受委托代收前款费用的，应当签订合同，合同中应当订立代办服务费条款。物业管理企业不得向业主或者使用人另收代办服务费。
　　未收费到户产生的损耗由供应单位承担。

　　第八章　物业的使用与维护

　　第八十三条　专有物业部分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所有人应当及时修缮。经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企业通知后，仍未进行修缮的，经业主委员会同意由物业管理企业进行修缮，费用由所有人承担。
　　共用物业部分危害或者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经业主委员会同意由物业管理企业进行修缮。
　　物业出现必须维修养护的情形，业主或者物业管理企业未进行维护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督促实施。
　　第八十四条　业主或物业使用人需要装饰装修房屋的，应当依照建设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的规定事先向物业管理企业申报登记。物业管理企业应当以合同方式将房屋装饰装修中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业主，并做好指导和监督。
　　第八十五条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依法承担物业管理区域内相关管线和设施设备维修、养护的责任。
　　第八十六条　房屋业主或使用人不得随意改变房屋的总体设计功能和公共设施使用功能，确需改变的，应当报规划设计部门批准，并征得相邻业主、使用人和业主委员会的书面同意。
　　业主或者使用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1、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破坏房屋外貌，擅自改变房屋用途；
　　2、对房屋的内外承重墙、梁、柱、楼板、阳台、天台、屋面等进行违障凿、拆、搭占等；
　　3、寄存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危险物品和超过荷载的物品；
　　4、利用房屋从事危害公共利益和侵害他人正当权益的活动。
　　物业管理区域内出现上述行为的，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物业管理企业的报告后，应当依法制止或处理。
　　第八十七条　住宅物业、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物业或者与单幢住宅楼结构相连的非住宅物业的业主，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
　　专项维修资金属业主共有，专项用于物业保修期满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不得挪作他用。
　　专项维修资金收取、代管、移交、使用、监督管理的办法由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研究制定，报市政府审批执行。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八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下列行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1、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或者未经批准，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的；
　　2、建设单位擅自处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
　　3、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的；
　　4、未取得资质证书从事物业管理的；
　　5、物业管理企业聘用未取得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
　　6、物业管理企业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的；
　　7、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的；
　　8、建设单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不按照规定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的；
　　9、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管理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的。
　　第八十九条　业主、使用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依照《甘肃省物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限期改正，恢复原状，按情节轻重，可以并处2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他人损失的，应赔偿损失。
　　第九十条　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业主逾期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业主委员会应当督促其限期交纳；逾期仍不交纳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十一条　业主以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名义，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九十二条　相对人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第九十三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未按规定履行职责，严重影响本行政区域物业管理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九十四条　本办法由酒泉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九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法治路径选择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1）

[摘要]：转型时期的中国正在面临着众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将直接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甚至酿成社会的动荡。当前，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在应对社会转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只有切实实践法治，才能妥善协调和消解社会矛盾，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平稳过渡。
[关键词]：社会转型　　法治 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乃至后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由人治向法治过渡的转型过程中。伴随这一过程，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矛盾，我国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处理不好这些矛盾，将直接影响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甚至酿成社会的动荡。因此，分析当代社会转型的特点以期确立正确的治理模式显得十分必要。
一、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
1、市场经济催生公民的平等、权利观念和法治意识
我国改革开放迄今已二十多年，市场经济也搞了十多年，我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不同于自然经济和传统的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关心的只是商品的交易，而“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也是天生的自由派”，它打破了一切地域的、身份的限制，把个人从家庭、族群中解放出来，人们“从身份到契约”，市场主体之间身份独立、地位平等、意志自由，通过平等自由的协商和公平的竞争共同决定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当前社会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汹涌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安土重迁、保守、忍让的农民正在成为具有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为权利而斗争的市民，这必然催生人们的平等观念和权利意识。近年来出现的新型宪法诉讼性质类型的如四川的身高歧视案、安徽的乙肝歧视案、山东的五学生诉教育部高考平等招生案，已充分证实了公民平等意识、权利意识之强烈；而从 “处女嫖娼案”、 “孙志刚案”、“刘涌案”到前不久的“邱兴华案”，更彰显了公民的法治意识的提高。
2、 全球民主政治的浪潮催生国内的“新民权运动”
当前，扑面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还包括信息全球化、政治、思想文化及观念的全球化。前苏联和东欧剧变、印尼苏哈托下台、印度国大党一度下台、台湾国民党失去政权等政治事件都不是通过传统的“政变”方式，已充分彰显了全球化民主政治浪潮的魔力。特别是随着无国界的互联网、通信等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新闻媒体的逐步有限的开放，使得传统的传媒封锁的消息治理模式日益显示出力不从心，这在“非典”事件中已充分显现出来。长期以来公民一直沉睡的民主意识被激发，自主自发的政治参与、人大代表敢于说话、公众通过听证形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已成为新时期公民宪政努力的主要形式。[1]另外,由于在一些公共事件中传统新闻媒体的失声，出现了一批比较温和、守法、理性、奉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为圭臬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中尤以法律职业者为主体的所谓的“政法系”起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公共事件的积极评论和参加者，并成为民主和社会正义、社会良心的代言人，逐渐汇集产生了学术界所谓的“新民权运动”。
3、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众多，我国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
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国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必然制造了社会利益主体和社会结构的裂变和分化，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比较大、城乡差距比较严重的国家。我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腐败、住房、医疗、教育、三农、矿难等等诸多社会矛盾千头万绪，但社会正当和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却严重不足，在利益受侵害时，公民往往只能通过上访、静坐等方式表达诉求，整个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在这些所谓的“群体性事件”中，很多矛盾都是由于已经边缘化的工人和农民阶层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中缺乏自己的代言人而导致的政策性因素所引起，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拆迁、农村征地中利用公权与民争利，加剧了当地群众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甚至对立。
二、传统治理模式应对社会转型方面的不足
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对国家治理，特别是社会治理，提出了空前的挑战。但是，我们却不无遗憾地看到，当前政治、社会实践中仍然奉行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传统治理模式，在应对社会转型方面传统治理模式日益显得力不从心。
１、立法方面。在人权保障方面，目前我国的立法与国际人权标准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在总体上，立法仍然奉行“社会管理”的模式，片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安全的价值超过人权的价值成为立法的价值选择和宗旨。例如，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往往被具体的法律予以了较多的限制，如集会、游行、示威，事先必须取得市级以上的公安机关的批准，采用的是审批制，不符合国际上通常的备案制惯例，以致使集会游行示威法成了“限制集会游行示威法”。另外，在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已占有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今天，我国宪法尚未确立罢工自由，不符合世界各国惯例，不利于保障工人的合法权利。
立法方面尤其严重的是，由于选举制度本身以及在实践操作中存在的一些缺陷，特别是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于代表人数过多、会期过短、各级官员在其中所占的比例过大、以及间接选举制度不能直接反映民意等问题，使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职能，公民对对选举、对政治缺乏热情。另外，由于我国法制体系中，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以外，有权“立法”的部门众多，法出多门的后果就是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律之间的冲突与混乱。事实上，在所有立法中，行政法律、法规数量最大、出台最易，这些法律法规一般都由行政部门自己负责起草，有些部门通过立法的机会为部门争权、争利益，结果使所立之法科学性不强，部门保护主义严重，甚至“同样一部法律，从民主宪政的角度来看应以控权为目的，而在立法中却成为管理法、行政法”。[2]事实上，庞大的行政垄断行业的背后都有相应的“立法”保障。作为社会之公器的法律在这里沦落为少数人、少数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甚至特权的工具，法律丧失了自身本应具有的正义的品格。
2、在公务员管理和行政执法方面。首先，在对公务员管理方面，仍是立足于传统的“性善”角度，热衷于通过政治学习、模范人物示范等示范、感化、教育的方式来对干部进行管理，对于群众痛恨的腐败问题，采用事后严惩的高压政策，寄希望于通过抓一两个甚至多个腐败典型以泄民愤，而忽略了根本上的制度建设。另外，特别应当引起重视的是，面临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局面，司法机关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非法治化的、自身缺乏有效监督的纪委“双规”方式肆意侵入了司法的领地，对司法权构成强烈的冲击，从根本上不利于制度防腐建设。
其次，在执法方面，“权力本位”的观念在许多公务员脑海里根深蒂固、挥之不去，行政机关在信息获取等方面往往过度依赖正式权力的组织渠道，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渠道，在客观上堵塞了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容易积压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往往态度和手段简单粗暴，如对待环境污染、劳资对立等“群体性事件”方面，某些部门往往会片面理解“构建和谐社会”的内涵，从“秩序控制”、“稳定压倒一切”出发，予以压制并通过限制乃至封锁方式，以防止新闻媒体报道。还有一些部门，在执法理念的价值选择方面本末倒置。例如城管部门，在城市管理执法时往往片面强调市容市貌的整洁，忽略了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个体商贩的生存权，2006年发生在北京的崔英杰案已给现行的城管模式敲响了警钟。更有甚者，个别公务员、个别地方的执法机关甚至曲意奉承权势者，利用公权对一些被侵害、被压抑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表达的所谓“群体性事件”进行打压，结果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3、在司法方面。众所周知，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条防线。当前，面临如此众多和如此尖锐的社会矛盾，亟需司法的积极应对，但遗憾的是，在解决当前社会矛盾方面我国司法应对显得明显不足：首先，很多问题不能提交到法院。由于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我国法院呈现出浓重的“地方化”的特色，从“地方经济发展”等角度出发，一些地方的党政部门甚至不允许法院对拆迁、征地纠纷、甚至城市信用社破产等所谓的“敏感”纠纷立案；其次，由于司法行政部门往往片面地理解“和谐”的含义，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的调解受到司法部门的追捧，强制性调解滥觞于司法实践之中。2006年上半年，一些地方法院甚至出现了“无判决”现象，“调解的滥用与强制化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刚刚起步的法治机体”。[3]再次，由于传统无讼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加上司法腐败的存在和愈演愈烈，另外，由于司法的程序性、时效性，加上证据规则、金钱的付出等等，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正义通常代价过大，往往只能迫使人们放弃诉讼的路径，群众更倾向于通过上访找有关党政机关解决。“非规范性、非程序性、非专业性、缺乏交往理性、结果高度或然性的”信访受到官方的重视，成为法院外干涉法院审判的制度建构。当前，非理性、高成本的上访现象十分普遍，构成了对司法强烈的冲击。[4]
三、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法治应对
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危机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但传统治理模式未予以相应改进而产生的必然的现象。现在的社会矛盾，主要涉及的是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之间的平衡，这需要充分运用法律这一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和社会矛盾的调节器来解决。传统治理模式已经在应对社会转型方面显示出严重的不足，发达国家成功的历史经验已充分证明了法治是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从阶级对立严重、阶级斗争不断之所以能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社会相对和谐，其根本在于通过法律的变革，引入福利国家的理念、加强参政权的保障、对传统人权保障的强化、权力分立制的改观等手段，将民众斗争的压力在体制内实现内化，从而避免了社会的动荡。[5]因此，有必要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只有毅然选择并切实实践法治，才是我国应对社会转型危机，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平稳过渡的正确路径。当前，我国已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已写入宪法，但法治建设、保障人权并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采取具体的步骤来践行。
1、通过立法创新从源头保障社会正义
首先，立法应当与国际接轨。由于我国已加入了WTO，我国的经济、法律已融入国际背景，WTO的原则和规则已初步纳入我国的法制系统，因此，当前我国在市场经济规则立法方面与国际接轨相对比较成功。但在人权保障方面，我国立法显得相对滞后。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世界人权宣言》当然适用于我国， 2001年我国加入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加入《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因此，作为负责任的文明大国，我国应当积极履行国际承诺，把国际人权法的内容和精神转化到国内法中。因此，在涉及人权保障的立法方面，应当改变传统的“安全高于人权”模式，采取“安全与人权并重”模式，并逐步过渡到“人权优先”的模式。在宪法中确立罢工自由、迁徙自由等基本人权，取消具体法律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不合理限制，同时按照国际公认的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或威胁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的原则来重塑我国刑事诉讼的理念和制度。
其次，必须制定良法。“良好的法律”一直是人们所向往的目标，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在论及法治的第二层涵义时，即指出“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6]这里的所谓“良好的法律”，指的是那种体现公平、正义精神与理性价值的法律。它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必须公正和真正地体现民意，“不是根据全国的利益而只是根据部分人的利益制定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那些只是依照部分人的利益制定法律的国家，不是真正的国家，他们所说的公正是毫无意义的”。[7]对此，马克思亦曾论述道：“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8]因此，如果制定出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不理性的“恶法”，那么将无法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因此，应当完善立法体制，坚决破除立法垄断，摈弃落后的部门立法模式，立法绝不可与民争利，所立之法应当真正立足于民意，成为社会之公器。此外，在立法价值选择上，应改变传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模式，采取“公平与效率并重”模式，并逐步过渡到“公平优先”的模式，同时在立法中引入福利国家的理念，加强对生存权、劳动权、中小企业及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通过立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舒民困。
2、政府严格守法实现社会正义
政府必须依法执法，“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权力必须都有法律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如要使‘法律规则’得以坚持，宪法就必须确保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必须同受其权力管辖的那些人一样服从法律程序。这一点对于从法律上保护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权利来讲，其重要性十分明显。”[9]过去，我们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无法可依”，现在由于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多年，大量法律法规的颁布使“无法可依”的时代已基本成为历史，现在突出的情况往往是“有法不依”、政府带头违法及政府与民争利。对于“执行法律的人如变成扼杀法律的人”，耶林认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恶”。因此，我国政府应当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把制订规则、确保公平和正义、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核心职能，在执法中应当奉行克制、比例、法律保留、法无授权即无权等原则，而不能任意扩大边界和自我授权。
政府守法的关键在于执法者必须严格依据程序执法，因为“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10]，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公正的价值往往被削弱殆尽。法治社会中人们不仅要求正义，而且还要求“看得见的”正义，因此，宪法与法律中必须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明确规定程序违法亦违法，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任何决策都应当在平等地听取各方意见的前提下做出，禁止任何政治势力违背正当法律程序，盗用国家机器实施压制性统治。[11]
3、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破除权力怪圈
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三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割裂任何一个方面其他方面都不可能存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视，多次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2]政治体制改革曾经一度被列上国家政治生活的日程但后来却因政治风波而中断进程。当前，政治体制的滞后已给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建设及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而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已为民主政治建设打下了较好的物质和思想基础，面临社会变迁带来的压力，政治体制改革已显得极为迫切。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改革现行的选举制度，充分保障公民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知情权等合法权利，而改革选举制度的核心又在于改革人民代大会制度。主要包括：1、真正实现人大代表选举上的城乡形式上的平等；2、应当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3、减少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以提高效率。目前，全国人大代表数额过于庞大，加上会期短等因素，不利于效率的提高，议事易流于形式；4、改变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降低人大代表中官员的比例，适当扩大人大代表中法律职业者的比例；5、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以提高其参政议政能力及明确其参政责任。
4、通过司法来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
司法对社会正义的保障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13]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治诞生于法律机构取得足够独立的权威以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权力的时候。” [14]目前，我国司法权力受到非制度性、非法治化的“信访”、“双规”、以及法院本身所追捧的“调解”解决纠纷方式的强烈冲击，司法的功能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其在实践中的作用亦大打折扣，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任程度不高。如何有效地破解这一困境，笔者认为，根本之途在于司法独立，使司法真正成为“居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立的仲裁人”。[15在司法独立问题上，必须破除将司法独立视为资产阶级专利以及将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相对立的错误认识。应当认识到，司法独立作为当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为当代世界宪法性惯例，其价值为文明社会所公认。在我国，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组织不应当干预司法，党在行使其权力时，应当严格按照一定规范和程序来行使，并通过立法对这一权力进行约束。“以党代审”损害的是司法的权威，最终只能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大打折扣。
5、确立违宪审查机制保障宪法的最高权威
在法治社会中，宪法处于国家法律体系的最基础的地位，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其他法律必须服从宪法，宪法必须得到遵守，违反违法必须承担相应的违宪责任。正如黑格尔所言，“公民必须体会到宪法是自己的权利，可以落到实处。否则，宪法就只是徒有其表，不具有任何意义和价值”。[16]为保证宪法的权威，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实行了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乃是宪法保障制度中的一个主要的，最具有实效性的机制”。[17]在我国，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行。但遗憾的是，迄今违宪审查程序尚未被启动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权力事实上被虚置，这与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违反宪法现象得不到纠正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必须予以完善。

[参考文献]
[1]蔡定剑.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宪政发展[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4).
[2]周永坤.法律国家主义评析[J].云南法学,1997.(1).
[3]周永坤. 警惕调解的滥用和强制趋势[M].河北学刊,2006(6).
[4]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J].暨南大学学报,2006(1).
[5]参见.[日]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4-141.
[6]亚里斯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83.199.
[7]柏拉图.法律篇[M],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65.178.
[9][英]A.J.M.米尔恩.人权哲学[M].东方出版社,1991.295.
[10] 转引,季卫东.法治秩序的构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
[11]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60.